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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是巨大的,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自诩为清流的士大夫,他们在两次党锢之祸中表现也不怎样,有两个最大的两个特点就是偏见和偏激。
一、士大夫们的偏见和偏激
这些知识分子的偏见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他们往往不是根据行为,而是根据立场和身份来区别好人和坏人。
不仅仅所有宦官在他们眼里都是坏人,甚至对于同样的读书人,只要立场和身份不同,一般也是拉邦结党,互相攻击。
《后汉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汉桓帝当上皇帝之后,把自己的儒学老师周福提拔当了尚书,结果他的同乡,被免职在家的房植不服气了。
估计是喝酒的时候发了很多怀才不遇的牢骚,觉得天下人都眼瞎了,看不见自己的才华。
他的一群朋友很够意思,听说了之后,马上就为他抱不平,四处宣扬周福是因为抱了皇帝大腿才当官的,还编了这样的乡谣:「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
」意思是,房植道德高尚,而周福那家伙纯粹是因为做过皇帝的老师,才当上官的。
周福自然是不甘受辱,也组团来反击房植,双方各树朋党,互相谩骂。
这种因为偏见导致动不动就划线站队,制造舆论,攻击与自己价值观和意见不同的人,既是政治上极其不成熟的表现,也很容易催生出另一个特点,就是偏激。
翻开《后汉书》或者《资治通鉴》,这种偏激简直是随处可见。
有一个叫张俭的,是楚汉争霸时赵王张耳的后代,写告状信弹劾宦官侯览,说他违规修建祖坟和横行不法。
因为没有得到回应,一怒之下,张俭组织人直接刨开了侯览老娘的坟墓,把里面的陪葬品全都挖出来充公了。
史书上说,「破览冢宅,藉没资财」,这种事在当时居然获得了无数士大夫的交口称赞。
还有李膺,成瑨、刘质、黄浮这些人,全都是在皇帝下达了大赦令之后还去杀囚犯,有的还灭了人家满门。
就算对方全家都是王八蛋,你绝对是为民除害,但这种偏激的行为,是违反大赦令法律的,任何一个皇帝都会认为你这是在挑战他的权威,而不是和宦官斗法。
偏见加上偏激,新兴的地主士大夫阶级是丝毫不懂得政治斗争的艺术,最后的失败自然是在所难免。
不过,对于他们宁死都要担当天下道义的精神,我还是极其佩服的。
比如说范滂,这哥们听说朝廷来抓他之后,就主动到县衙投案。
县令郭揖说天下那么大,您不想去看看?我和您一块去如何?说完了就解下官印,要与范滂一起逃亡。
范滂制止了他,说我死了,祸事就了结了,为什么要连累您呢?当他回家与母亲诀别劝母亲不要为自己悲伤时,他妈妈流着眼泪说:「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孩子啊,妈明白,气节名气这东西,和长命百岁苟活一生,是不能够兼得的,你去吧。
随后,32岁的范滂告别妻儿老母,慷慨赴死。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士大夫,都愿意用生命换取气节的,比如张俭。
这位刨人家祖坟的老兄在逃亡路上,给中国历史留下一个成语,叫望门投止,啥意思呢?就是他慌不择路的时候,只要敲开一户人家的大门,说我是张俭,公安部A级通缉犯,能在你家呆两天吗?对方往往毫不犹豫,都会说,久仰大名,请进。
在他离开之后,这户人家的主人往往被官府以连坐的罪行诛杀。
著名的孔融和他哥哥孔褒就因为收留了张俭,必须有一个人去死,两人争了半天,最后汉灵帝把哥哥孔褒的脑袋砍了,孔融才活下来,留着脑袋后来去给曹操砍。
只是听说过张俭的名声,就心甘情愿地冒着杀头的危险收留对方,这种事,在那时候有些士大夫眼里,好像就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个张俭实在是不怎样,他最后终于逃得了性命,却连累了几十个收留他的人被杀。
二、蔡邕刻《熹平石经》
你要是问,汉灵帝把士大夫都禁锢了,终生不许当官,这家伙是不是特别恨儒学?那还真不是,人家汉灵帝一码归一码,那些天天唧唧歪歪的清流党人都滚蛋,可是儒学不能滚,毕竟,这家伙从小学的也是儒学。
再说了,「君为臣纲」,除了儒学,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统治工具?
熹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75年,汉灵帝根据大臣杨赐、蔡邕、马日磾及宦官李巡等人的建议,下诏,命儒学大师们校正儒学经典。
随后命令蔡邕用古文、大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将七本经书《易经》《论语》《尚书》《春秋》《公羊传》《诗经》《仪礼》的内容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太学门外,这就是后世极其著名的《熹平石经》。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东汉《熹平石经》残块 霍宏伟摄
据说石碑刚竖立时,坐车前来观看,临摹和抄写的,每天有一千余辆之多,填满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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