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些时看到一份资料,说抗清英雄阎应元墓在江阴小石湾。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在明末清初的铁血舞台上推举出几个慷慨赴死的大忠臣,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如果要推举的是集忠臣良将于一身的人物,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而阎应元便可以算是一个。
偏偏历史对他一直吝啬得很,虽然中华英烈灿若繁星,这位小小的典史却一直只能出现在江阴的地方志上。
这种遗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使我扼腕叹息。
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叹息也没用,且到小石湾找阎典史去。
小石湾依偎在要塞古炮台下。
在这个升平年头,又正值落日黄昏,一切都寂寞在夕阳的余晖里。
衰草寒烟中,坟堆倒有不少,而且大多修葺得很讲究,但细细找过去,那些“先考”
“先妣”
皆名讳凿凿,始终没有发现一块属于“典史阎公”
的小石碑。
问一位搞文物的老先生,说,当年阎应元不屈被杀之后,一位乡民把他从死人堆中背出来,偷偷葬在这里。
兵荒马乱,又加月黑风高,自然没有留下标记,到底是哪座坟,搞不清了。
我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二
一个小小的典史,按今天的说法,最多不过相当于一个正科级的县公安局长。
在那个民族危亡之秋,率义民拒二十四万清军于城下,孤城碧血八十一天,使清军铁骑连折三王十八将,死七万五千余人。
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百姓幸存者仅老幼五十三口。
如此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黯淡而柔靡的晚明夕照图中,无疑是最富于力度和光彩的一笔。
然而,江阴城沸沸扬扬的鲜血和呐喊,在史家笔下却消融得了无痕迹,洋洋大观的《明史》和《清史稿》对此竟不著一字。
倒是有一个在江苏巡抚宋荦门下当幕僚的小文人,于清苦寂寥中,推开遵命为主人编选的《诗钞》,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阎典史记》。
他叫邵长蘅,江苏武进人氏,武进是江阴的近邻,阎应元率众抗清时,邵长蘅大概十岁左右,因此,他的记载应该是史笔。
“当是时,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闭门旅拒,攻之辄拔;速者功在漏刻,迟不过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间下名城大县以百计。”
这是邵长蘅为江阴守城战勾勒的一幅相当冷峻亦相当低调的背景图。
大局的糜烂,已经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
那种望风而降的景观,恐怕只有借用历史上一个巴蜀女人的两句诗才能形容:
十四万人齐解甲,
更无一个是男儿。
川人嗜辣,诗也辣得呛人,这个女人也是在亡国之后发出如许诅咒的。
是的,腐朽的南明小朝廷已经没有一点雄性的阳刚之气了。
但史可法呢?这个鼎鼎大名的“忠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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