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宪兵队被父亲的车接走,送到了一家美国人开的医院。
检查和治疗并不复杂,当天晚上我已经打着石膏吃牛排了。
父亲、继母、彼得和大捧的鲜花挤满我的病房。
小小的继母看我不时疼得嘘一口气,啧啧嘴,一会儿一声“作孽”
。
民族冲突白热化,家族就没了矛盾。
等父亲他们走了,我和彼得相顾无言。
一切都摆在他眼前,我的美国身份不妨碍人家把我当劣等人种。
这是一个大回归,我和他回归到同样的地平线上。
吃了甜点之后,我点了两杯罗姆酒。
彼得明白这是意义重大的破戒,一句话不问,陪我喝酒。
我一有沉重的事要讨论就想喝点酒。
酒劲最好的时候,我拉起彼得书生气十足的手。
我说我可不会离开上海。
他抬起稠密的睫毛。
他的目光让你感到是顶起什么沉重的东西到达我脸上的。
顶起沉重的心事。
我不会离开你。
我说。
可是……他们勒令你离开,你就得离开。
那是你们。
我们中国人表面听话,心里谁都不听。
我的爷爷就没有听话,离开美国。
可是会非常危险!
再被他们抓住,就可能是死。
难民都说日本人比纳粹更残忍。
宪兵队怀恨谁,谁就可能下落全无——难民营的人都知道。
彼得的黑眼睛此刻盯着我,那个可能会下落全无的我。
彼得我爱你,这是我在心里说的。
我怎么可能走呢?这是我口头上说的。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吧。
上海是个藏得住任何人的地方。
你在跑狗场、赌场、十六铺码头随便跟谁借个火、问个路,碰到的都可能是个鸦片贩子、在逃犯、凶手、人拐子、暗娼、地下抗日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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