淤泥铲走以后,学校恢复上课。
指骨镇有一所初中,高大的校舍用红砖砌成。
学校以威廉·亨利·哈里森的名字命名,坐落在一大片高低不平的水泥地上,三边围以钢丝网眼栅栏,目的大概是为了截住随风吹来的纸袋和糖纸。
教学楼是一栋四方、对称的建筑,窗户很高,必须用长竿来开合。
我们在那里做复杂的乘除运算,用粗黑的铅笔在软趴趴的横格簿纸上写功课。
露西尔比我低一级,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只有在自修室和午饭时。
那时,我们站在一旁,抱着两肋,回头张望。
因为沉默安静,所以人们认为我们温顺听话,我们的成绩既不出众也不落后,所以没人管我们。
连续数小时的乏味时光,因偶尔小小的出丑而有所调剂,例如,碰上检查手指甲是否干净。
有一次,我被点到站起,背诵诗歌《我死时,听到一只苍蝇嗡嗡叫》。
我强忍对学校发自肺腑的厌恶,学会置之不理。
那是一种无法纾解的不适,好像断肢发痒一样。
在外祖母生前的最后一年,我获得年级考勤奖,若不是露西尔的主意,我也许从来不会想到不去上学。
可一天上午,有人报告露西尔在历史测验中偷看前座的人。
第二天是星期六,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她由于一系列症状而留在家中,这些症状并未引起西尔维的担忧,因为既无发烧,也没有出现食欲不振。
缺课三天以上,学校要求出示医生的假条。
可露西尔不愿看医生,而且似乎也没真正病到需要看医生,西尔维在给校长的假条中这么解释。
“瞧这个。”
露西尔说。
我们一同走路去学校,露西尔带着西尔维的假条。
那是一张饰有花卉图案的信纸,对折了两次。
西尔维用流转的字迹在纸上写道,“请原谅露西尔的缺课。
她手腕疼,膝盖疼,耳鸣,舌头溃疡,头晕,胃痛,视觉有重影,但没发烧,也没食欲不振。
我未叫医生,因为每到上午九点半或十点,她似乎又一切无恙。”
“我们得让她再写张假条才行,”
我说,“就说你把这张弄丢了。”
露西尔把纸条揉成一个小球,扔在一棵树后。
“假如他们打电话给她怎么办?”
“她从不接电话。”
“那么,他们可能会派人去找她。”
“我相信他们不会。”
“万一他们去了怎么办?”
前景堪忧。
西尔维完全不知历史测验的事,我们也没有机会向她解释。
露西尔对功课毫不在乎,根本不会因此而作弊,只是倒霉的厄运害她在一念之间写了西蒙·玻利瓦尔,她前面的女孩也写了西蒙·玻利瓦尔,可答案分明是桑塔·安纳将军。
这是她们俩唯一出错的地方,所以两人的卷子变成一模一样。
露西尔惊讶地发现,老师如此轻易地认定了她的罪状,如此不为所动地信以为真,把她叫到全班人面前,要求她说明卷子为何会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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