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无其事地回答说。
“我提前离校,想去找个工作。”
“好极了!
是回家去找吗?”
“不,我想去纽约,也许可以多挣些钱。”
“纽约!”
他接着应了一句。
“那可不是一个现实的地方,而是个梦幻中的城市。
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芝加哥也是这个样儿。
现在年轻的黑人都往纽约跑。
跳出了火炉,又进了煎锅。
我能想象你去哈莱姆区呆上三个月以后会怎么样。
你讲的话就不一样了。
你会大谈其‘学院’,你会去男子寄宿舍听种种演讲……你甚至还可能结识几个白人。
听着,”
他说着,身子向我歪了过来,“你甚至还会和白人姑娘跳舞。”
“我去纽约工作,”
我说,向周围看了一眼。
“我没那个时间。”
“你会有时间的,”
他逗弄地说。
“你听说北方自由,你内心深处在想,你要试它一次,看看你听说的是不是真的。”
“除了那些垃圾白种老女人外,还有其他自由,”
克伦肖说。
“他可以去看上一场戏,上大馆子吃上一顿饭。”
老兵龇牙咧嘴地笑了起来。
“嗨,当然啦。
不过,克伦肖,你得记住他只在纽约呆几个月。
绝大部分时间他得工作,所以他那些自由只能是象征性的。
他也好,或者别的什么男人也好,轻易可得的自由的象征是什么呢?啊,当然是女人。
他可以把在其余时间里忙得无法享受的全部自由在二十分钟里统统倾注在这个象征上面。
他会认识到这一点的。”
我试图改变话题,便问道:“你上哪儿去?”
“到华盛顿特区,”
他说。
“这么说你是痊愈了?”
“痊愈?治不了啦——”
“他转院了,”
克伦肖说。
“对,我被送往圣伊丽莎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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