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戏剧经历是一场灾难。
别以为我在夸张,它是一场悲剧而致命的灾难。
无论从哪方面看,它都只有负面效应:让我觉得沮丧、失望、痛苦。
戴绿帽子的痛苦,真正的痛苦。
然而,我不过是个幕后人员,并没有登台,没有感受到灯光、观众、掌声、报道。
在我头脑发热的日子里,这些我都梦想过,梦想的比这多得多。
我的名字印在海报上,贴在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剧院的墙壁上,显示在里约与圣保罗剧院的霓虹灯上。
我的名字与安娜·梅尔塞德斯的名字印在一起。
她是成功的一号女演员,独一无二的女王,能够打败所有女明星。
剧院场场爆满,观众如痴如醉,专家点评踊跃,报酬很高,当场支付:一位新作者成功生涯的开端。
现实却是另一番模样:没有钱,没有评论,没有打印出来闪闪发光的名字。
据说我的名字上了警察的嫌疑人名单。
最后的一点钱也花光了。
我失去了自己仅有的财富。
毫无疑问,我学了点东西,对于这场冒险的同伴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甚至连尤达希奥·塔维拉也不是我的敌人。
对于我俩的关系,我承认,我受不了他,希望能有机会出一口气:但我不着急,时间有的是。
当务之急是不能跟犹大翻脸:国家图书协会委托他编一本《巴伊亚青年作家诗选》,他答应选我的诗,而且不止一首,但没说具体几首。
如果我不向他问好,就要冒被剔除选集、留在文学边缘的风险。
我把我最好的笑容留给他,热情四溢连续不断地赞美他的诗行。
为了能在文学的太阳下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忍辱负重。
剧目的作者一共有四个人。
我的其他三个搭档都是知名学者,都是天才,或者比天才更强。
尤达希奥·塔维拉肋骨突出、衬衫华丽,是四个人中最有名的,里约、圣保罗,甚至里斯本都出版了他的诗,这是他第一次参与戏剧创作。
另外两个都是法学院的学生。
作曲家托尼尼奥·林斯正在上三年级,一支桑巴舞曲已经录制完毕,还有几首未曾发表的曲子,等待着在某个庆典上接受认可。
伊斯塔希奥·玛雅是一个固执的大一新生,展现出多方面的美德:酷爱烧酒、智慧拔群,还有一位当将军的叔叔。
在私密的小圈子里,他喝醉了,借着酒劲,就会不顾亲戚情分,辱骂他这位叔叔。
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文人,才能不可限量,常常受挫,行为多变又难以预料,生活就像是在演戏:时而是无情的恐怖分子,时而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请求原谅他的过失,下等的戏子,庸俗的演员。
只要他一走近,安娜·梅尔塞德斯就能看出他戴的是哪张面具:“今天他是一名战士。”
而前一天他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廉价版本的拉斯柯尔尼科夫。
真是个怪人。
首先,我们要进入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剧院的演出名单。
这项任务交给伊斯塔希奥·玛雅去办,这时候他就是他叔叔的侄子。
然后我们开始了对于剧目无休止的讨论,伴随着叫喊、谩骂、人身威胁以及大量烧酒。
分歧主要在于演出的内容与佩德罗·阿尔杉茹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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