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个奇丑无比的女人。
不认识她的人也许会觉得,壁炉台上的那张照片可笑至极:一个颧骨突出、眼睛鼓凸的农场主的老婆,好不容易算是把头发打理了一下,还竭力装出一副高贵端庄的姿态。
当然,我是不会拿这张相片取笑的,因为那上面是我的母亲。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纳闷,为什么父亲——醒着的时候,他无疑会躺在床上望着老照片里自己年轻时英俊的模样——竟然会娶母亲为妻。
或者,换一种说法,我端详着母亲的照片,想到躺在楼上的那个男人,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竟然嫁给了他。
现在,黑色大理石壁炉台上的物品已所剩无几:一个青铜蜡烛架,上面插着一根白色的蜡烛;一个旧铅笔盒,上面贴着一张白色斑纹奶牛画。
别的小玩意儿以及其他的一些没用的东西,都被我一股脑儿收进了亨克卧室的一只箱子里。
亨克的房间成了贮藏室,他的床从没让客人用过,而现在,各种各样的物品把床团团围住,那些物品都是他见到过、他认识的。
如今,亨克的卧室成了一个旧日物品的汇集点,而就在这个房间的隔壁卧室里,还躺着一个还在继续呼吸的老古董。
继续呼吸,继续唠叨。
就在此时此刻,我还能听到他在嘟嘟哝哝小声嘀咕。
他是在与那只冠鸦聊天吗?在跟墙上的照片还是那六幅水彩画上的蘑菇讲话呢?
我和亨克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我比他早出生几分钟。
起初,大人们断定我们活不到第二天(五月二十四日),只有母亲始终坚信我们能够活下去。
“女人就该生双胞胎,”
据说,这是母亲第一次把我们抱在怀里给我们喂奶时说的话。
不过,我不相信:这一类的说法总是从发生过的许多事、说过的许多话中被提炼出来,最终成了唯一留存下来的那一句话。
其实,当时一定还说过许多其他的话,而这一句很可能是由父亲或医生说过的某一句话演变而来的。
也许,母亲根本就没有说过什么。
我似乎记得一些我根本不可能记得的情景。
从下往上,我看到母亲的脸庞出现在一个柔软、漂亮、高挺的隆起物之上。
我看到她的下巴,记忆特别清晰的是,我还看到她微微鼓凸的双眼,她的眼睛并不是看着我,而是望着远处的某个地方,并非某个具体、特定的地方:田野,或许堤坝。
那是夏天,记得我自己的脚还碰到了别人的小脚丫子。
母亲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但她的眼睛似乎能洞悉一切;父亲是个不停地说话的人,可他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只要他一路经过,总能听到他在大呼小叫。
有人在敲窗户。
特尼和罗纳尔站在前院里,一边大呼小叫一边打着手势。
我向门口走去。
“赫尔默!
驴子跑出来啦!”
罗纳尔说。
他的口气似乎在告诉我,他巴不得驴子天天都跑出来。
“它们还在院子里呢,”
特尼说。
他的口气似乎在告诉我,他也听出来了,他的弟弟其实巴不得驴子天天都跑出来。
他们抢在我的前面,飞奔着绕过了房屋的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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