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严寒囚禁了萨拉热窝这块盆地,我每天上学都要全副武装。
从大街小巷穿行而过,就像正在穿越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带。
我是从父亲布拉措·卡莱姆的故事中了解到苏联的冬天的;我的母亲阿兹拉·卡莱姆将冬天视为猛兽,而父亲,对地图上这个遥远的地方毫不掩饰自己的激情。
为了不让这头猛兽冻僵我的双手,我只好不断朝着手吹热气。
一说起我父亲,我就浑身暖和起来了:这个波黑共和国RS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紧紧抓住散热器不放,因渴望看到西伯利亚而激动不安。
而我,我的愿望却是把自己变成一颗李子、一只梨、一个苹果,或者至少,变成一枚樱桃。
如果我是一只梨,掉落到草丛中,让我饱受痛苦的东西就与我再无半点瓜葛,我便能够摆脱寒冬的噩梦,而且一旦生存条件有所改善,我便会静静地恢复生机——这愿望如果真能实现该有多好啊!
“气温骤降,温度计里的水银柱停在零下33摄氏度的位置。
毋庸置疑,我们正经历着近六十年来最严酷的寒冬!
这里是波黑共和国水文气象研究所的武科·泽塞维奇……您刚刚听到的是萨拉热窝电台的早间天气预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1971年2月3日7点15分,祝大家一天愉快……接下来请收听广播节目《欢乐圆舞曲》……大家一起跳舞吧!”
因为气温下降,我的穿着变得复杂起来,床褥也堆得厚厚的,一层叠一层,就像世上的困难一样。
电台里的播音员说政治环境不会很快恢复正常。
尽管对政治心存怀疑,阿兹拉还是对报纸和广播里所说的深信不疑。
但这里,我忽略了什么事情:我想让她注意到“堆”
和“叠”
并不一样,可她反手就把我驳回了。
“问题堆在一起!
而困难是叠在一起的,就像叠纸盒一样。”
我坚持说。
“你呀……想教训别人?你还太年轻啦!”
我只好闭嘴。
十三岁,不是争辩的年纪。
我还太小!
父亲的脸在剃须泡沫下消失了。
他面朝镜子,用獾毛刷扫过两颊,但在我眼里,这么做毫无意义。
他只穿了三角内裤和紧身背心,毫不怕冷。
母亲是家里第一个起床的,早已穿好衣服,正喝着咖啡。
她继续头一天的讨论:
“我们学院里要加薪了。”
她说道。
“太好了!”
“所有人的工资都要上调!
那你们呢?”
“波黑RS执行委员会例外。”
“你们也在预算里了。
你们的工资也会上调的。”
“我们?不会的。”
“会的!
你是想向我隐瞒你赚多少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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