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布拉措·卡莱姆,热衷于讲述女人们的英勇壮举。
他最喜欢的女英雄有圣女贞德、居里夫人、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1)……当他讲起一位母亲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情绪变得十分激动,就连心脏周围的衬衣都随之颤抖,他松了松领带,最后,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法西斯从萨拉热窝上空丢下一颗炸弹,莫莫·卡普尔的母亲,用自己的身体为她的小蒙西罗搭起一道屏障来保护他。
最后他得救了,可卡普尔同志却在爆炸中丧生!”
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
我看着他,自己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没错,哭了!
不知究竟是什么感动了我——是我父亲,还是关于这个母亲的故事。
我父亲并不是按照南斯拉夫标准打造出来的。
他身高一米六七,脚下垫着四厘米的增高垫;他的衣服都是找裁缝量身定做的,每次总要十分留心,让裤脚遮住增高垫。
自从喇叭裤成为时尚以来,他的鞋尖几乎看不到。
11月29日(2)的庆祝活动上,我在人群中一眼就注意到了他,他正站在一位中等身材的女人身边,刻意显现出一副十分高傲的神色。
实际上,他眼睛一眨不眨送秋波,女人们向他微微一笑作为回应。
有时被他盯着令人难以承受,仿佛他会扰乱她们的呼吸节奏。
好了,卡莱姆同志,求您了!
您让我不好意思了……
这些女士对我父亲有所偏爱,于是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当巨大的动荡——革命甚至战争爆发时,她们不会跻身前列了。
只有在这些动荡之后——当男人们意识到他们的行动中缺了女人之时——男人们才会扮演起绅士。
我对人类历史的了解还不够。
中学三年级,刚刚讲到母系氏族制度被父系氏族制度替代。
在那以前,女人对男人和动物是享有统治和支配权的,负责狩猎的男人失去了优势地位。
从那以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账就一直都算不清。
几千年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着,没有得到解决。
现如今,人们庆祝3月8日,庆祝女游击队员玛拉的英勇事迹!
我父亲也喜欢讲她的故事。
可为什么要讲给我听呢?他很清楚我与此毫无关系!
我对秘密的爱好,是在苏捷斯卡童子军的萨瓦·科瓦切维奇小分队中培养起来的。
谁要是有当通讯员的野心,谁就得完美地掌握沉默的技巧。
如果不想只当个小侦察兵,首先就要经受各种磨难和考验。
为了晋升到这个级别,需要一天二十四小时闭紧嘴巴。
让我闭嘴,这很合我意——说得越少,想得越多!
即使有人宣称说话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也没用,我早就发现,无论什么时候都绝不能乱说一气。
这就是为什么我最初几次和女孩子们接触的经历都以失败告终了。
比方说,在一次约会上,我开始像绵羊一样颤抖着说起话来,唾沫穿过牙缝四处飞溅。
“你倒是说点儿什么呀!”
她叫道。
“什么?”
“说点儿漂亮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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