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你的。”
我说。
其实我是赞成父亲的想法的,这正是我内心里对他的期望。
每当我对别人提起父亲时,总是强调他的独立、自足和宽容。
他在工厂里做工,在花园里劳作,还读历史书;他能给你讲罗马皇帝和巴尔干战争;他从不大惊小怪。
两天前,小女儿朱迪丝到多伦多机场来接我,和她同居的男孩唐也来了。
第二天早上他们要开车去墨西哥,我在多伦多这段时间就住在他们的公寓里。
目前我在温哥华常住,所以有时候我会说,温哥华是我的总部。
“尼古拉呢?”
我问朱迪丝,立刻想到她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了,或者用药过度了。
尼古拉是我的大女儿,她上过音乐学院,做过酒吧服务员,后来失业了。
如果她来机场接我,我可能会说些不该说的话,可能会问她有什么计划。
她会优雅地把头发拂到脑后,然后反问我:“计划?”
——好像这个词是我发明的似的。
“我知道你一上来就会问尼古拉。”
朱迪丝说。
“没有啊。
我先跟你打招呼了,然后才……”
“我们去取行李。”
唐平静地说。
“她没事吧?”
“肯定没事,”
朱迪丝装着好笑的样子说,“要是我没来,你肯定不会这么担心。”
“当然会了。”
“不会的。
尼古拉可是全家人的宝贝儿。
你知道,她比我大四岁呢。”
“这还用你说?”
朱迪丝说不知道尼古拉现在具体在哪儿,只知道她从自己那儿(那个猪窝!
)搬走后,打电话(尼古拉的电话可真稀罕)来说暂时不想和别人联系,不过她没事。
往他们的小货车走的时候,朱迪丝的语气好多了。
唐提着我的手提箱走在前面,朱迪丝说:“我跟她说你会担心的。
不过别担心,她没事的,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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