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5年夏天那个万籁俱静的夜晚,我开枪射杀了警察所里的7个波斯尼亚人。
48小时之后,在萨拉热窝一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居民区里,我来到了一个简陋作坊的门口,一个神情紧张、皮肤黝黑,浑身带着一股烟草和丁香气味的男子为我打开了门。
他正是那种特别善于在战争和政局动荡的形势中顽强生存的魔鬼,一个黑暗的幽灵,一个既没有确定的身份也没有确定的政治立场的伪造犯。
维和部队中的一名队员爱上了一个当地姑娘,而这个姑娘又不可能持她本人的护照出国,于是她为自己伪造了一本护照。
我就是从那名队员那里得到这个伪造犯的地址的。
“按照我们昨天谈好的条件。”
当我带着三个塞尔维亚姑娘走进作坊之后,伪造犯对我说道,“三个人的护照一共6000美元,再加上1000美元的加急费。”
我点了点头,拿出一个装满美元的信封交给他。
他仔细数了数钞票,然后递给我一个相同的信封,其中装着三本假护照——一本德国护照、一本波兰护照和一本斯洛文尼亚护照。
我一一打开护照看了看,上面赫然写着我给三位姑娘起的新名字,心里十分满意。
年龄最大的姑娘现在叫“玛塔”
,第二个叫“蒂甘”
,最小的一个叫“佩特拉”
。
我微微一笑,深信姑娘们的新发型和新头发颜色已经足以掩盖她们的真实身份,没有人能够认出她们就是波斯尼亚农民称之为“复仇女神”
的那三个塞尔维亚姑娘。
“干得不错。”
我一边把假护照放进口袋里,一边对伪造犯说,“还有我的枪呢?”
几天前我来订做假护照的时候,把我的“斯特林”
步枪留给了这个伪造犯保管。
“没错。”
他说,“我记着呢。”
伪造犯走到一个保险柜前,打开柜门拿出了我的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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