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前后,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卧室,挣扎着强迫自己入眠。
结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而大脑中挂念孩子的区域则进入了超负荷运转的状态。
我想起了萨姆。
勇敢、可爱的萨姆。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和艾莉森一直尽量避免让他们产生性别刻板印象[1]。
不过,萨姆还是成了一个百分之百典型的男孩子。
他每天都得把旺盛的活力消耗掉才行。
要是没消耗完怎么办?那家里的家具、墙壁和路上的行人可就惨喽!
有时,到了傍晚,我们被他折腾得实在不行了,就会派他出去围着房子跑上几圈再回来。
我又想起了爱玛。
甜美、体贴的爱玛。
她也很有活力,但她的表达方式不是肢体上的,而是情感上的。
她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孩子。
当我和艾莉森在大声交谈时,就算我们不是在争吵,只是激烈地讨论,她也会让我们别吵架了。
在极少数情况下,她做错了事,我必须要教育她。
但我已经学会了温柔地做这件事,在指出她的错误前,先向她保证我会永远爱她。
否则,一个严厉的目光就会让她号啕大哭,那就沟通无望了。
接着,我开始考虑艾莉森问过的问题——他们在哪儿?在做什么?我在脑海中虚构出一个情景,想象着他们都安然无恙。
在这番充满希望的设想中,绑匪编造了某种谎言,让孩子们相信这一切只是个游戏,因此他们不会完全理解真实情况。
绑匪给他们吃的东西里没有花生酱或其他坚果类食物(爱玛对这些东西过敏)。
他们吃的是六岁孩子最爱的三大食品——比萨、意大利面和炸鸡块,而且绑匪还允许他们边看电视边吃。
是的,孩子们会发现情况有些奇怪,不过他们基本上还是没问题的。
毕竟,萨姆有爱玛陪着,爱玛有萨姆陪着。
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双胞胎只要能彼此陪伴,那一切就都好了。
可这是最好的设想。
至于最坏的设想,我一直拼命想抛诸脑后。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
凌晨两点钟,艾莉森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掀起被子的一角,轻轻地上了床。
我们就这么安静地并排躺着,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无法自拔。
整栋房子都黑漆漆、静悄悄的,耳中听到的细微声响跟往常一样,但是没有了孩子们,一切听上去却又截然不同。
我和艾莉森之所以决定在此安顿,买下了这栋房子,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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