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调查魔术师谋杀案期间,纽约警局官方常常对于这些恶魔的艺术(例如巫术、魔法)厌恶至极。
这案件令人实在烦恼不已,因为它留下了一堆完全无法解释的谜团。
这个案件里的许多线索,好像更适合出现在《西藏的禁地》【注:本书出版于1938年。
】,或者是魔法、神秘、夸张故事的著名故乡——印度。
一个凶手,众目睽睽之下穿过砖泥石膏的硬墙,从二楼的窗户出去,漂浮在半空中,从犯罪现场消失。
这种故事即使在拉萨或者海德拉巴,都会让人觉得非常离奇。
而在现代的曼哈顿区听到这样的故事,可真的是令人毛骨悚然。
两百五十年前,当局平息类似事件的办法,就是单单使用声名狼藉的血腥刑具——手指钳和拉肢架,从几乎无辜的关系人身上得到一份巫师行为的供状。
但这种简便方法我们已经无法使用。
我们唯一所能依赖的与这不可思议的案件搏斗的工具,就只有逻辑了。
加维甘探长一贯欢快坚定的蓝眼睛里写满了愤怒和忧虑,直到马里尼最终驱除了这些恶鬼,给出了解答。
这个解答满足了探长的所有需要,除了唯一的一点,就是他为何没早看穿这些戏法。
对此我感同身受,我和探长简直就是一条船上的。
我们所需要做的,用马里尼之口来说,就是要意识到所有这些疑犯的共同点,以及两件只有疑犯中之一人能做到,而其他所有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除了凶手做过的一些手脚,这幕大戏始于星期一的晚上。
为了布兰登、邓洛浦与哈维特公司一份疯狂的广告稿件,我工作了整个周末包括星期天的整晚,直到周一的凌晨五点。
该死的克莱巴大厦里的广告代理商!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正更衣要去赴晚宴。
是保罗·邓洛浦;没等我说话,他便第二次提了价。
在这些无休无止不可理喻又没法睡觉的工作之后,我总是暗暗下定决心,告诉自己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但在这之后,我又总会考虑那些多赚的钱能够让我做许多其他的事情。
从广告代理商那里逃回来的时候,那些眼神迷离的工作人员和艺术家们仍在继续工作着。
在通宵咖啡店喝完一杯咖啡,我走过几个街区,回到位于东四十大街的公寓。
我淋了个热水澡,朝着黎明的第一抹白光拉下百叶窗,便爬上了床。
等我起来,怒目金刚般瞄一眼闹钟,它那嘴角下垂,已经指向五点四十了。
我伸出一只胳膊扯起百叶窗,在床上热被窝里又赖了一会儿,才不得不把脸凑近窗户,迎接冰凉的空气。
温暖的灯光隐约从对面公寓黑黝黝的表面照过来。
我起了床,淋浴,刮脸,穿衣,到对面街角的小餐厅慵懒地吃饭,把一本书靠在盛糖的碗边。
回到公寓,我缩进安乐椅里,享受着专心阅读的快感。
但不久,我发现刚刚经过了几天紧张繁忙的工作,根本无法静下心来。
书读起来也苍白无味。
我丢掉书,去厨房弄了杯苏打水。
在起居室里,我再次扭亮了书桌上的台灯,把眼镜放在打印机一旁,撕开新的打印纸包装,把打印纸卷曲着塞进打印机,然后点了一根烟。
我从顶层的抽屉里拿出一本活页笔记本,撕掉了前面十几页,这些都是为某杂志胡乱涂写的另一篇文章的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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