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知道,正是这年大年三十这一天,高宽回到了离别一年的上海。
这一年,他先去了重庆,后来又去了延安。
此时,他的身份是周恩来的特使,前来就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
他有意选择大年三十这一天回来,正是为了安全,他打扮成一个边幅不修的艺术家,提着皮箱,扛着画夹,从车站里走出来,即使我见了也不一定能认出来。
他曾是演员,擅长化装,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是他的拿手好戏。
如果说原来的他是年轻的,风华正茂,书生气十足,而现在则有一点离经背道的沧桑味,头发长过肩,胡子乱如麻。
春节后,我们回到上海,分散在各自的岗位上。
二哥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下面有西药店、外贸公司、典当铺、酒店、轮船等实业。
他曾在日本留过学,日语讲得很好,加上又有罗叔叔明的关系,暗的协助,生意日日兴旺,盘子越做越大,迅速成了上海滩的新贵。
阿牛哥离开船上,在二哥旗下的典当铺里做了小老板。
铺子开在外滩电信大楼背后的弄堂里,据说有一次阿牛哥就爬上电信大楼干了一票,用开花子弹把鬼子的一只运油船点燃了,船和船上的汽油都烧个精光。
我还是在原来的学校当老师,为了便于跟日本人打交道,我就在那时开始跟二哥学习日语。
一天下午,我坐三轮车去典当铺找阿牛哥会面,我下车后,走进铺子,看见阿牛哥在铺子里当班。
我放下一包东西,取走一包东西:一只装有玉手镯的盒子。
我记住了阿牛哥的话:晚上八点,在老地方上船,有领导要来视察我们小组,给我们作指示。
晚上八点,除了干爹外,我们都到了:赵叔叔老G、郭阿姨老P,还有干爹的那个司机——我想起来了,他姓阎,是个诗人,爱喝酒。
他是我们小组中最早遇难的,就在这次见面不久后,他在一次行动中牺牲了。
我把下午从典当铺里拿来的盒子还给阿牛哥,“还给你,我只戴了几个小时,又是你的啦。”
二哥说:“怎么又是这玩意,你们就不能换个别的东西嘛。”
老P说:“对,老是一样东西拿进拿出,万一被人瞧见容易引起人怀疑。”
二哥推推阿牛哥,“听到了没有?”
阿牛说:“知道了。”
我问老P:“郭阿姨,晚上要来什么领导啊。”
老P说:“那可是个大领导,从延安来的,我也没见过。”
二哥问:“叫什么名字?”
老P说:“姓林,双木林,名字……你看我这记性,刚才还记得的。
啊呀,干我们这行的名字有什么用,都是假的,一天都可以变几个。”
阿牛哥说:“前面没码头了,他怎么来?”
我白了他一眼,说:“这还用说,他肯定是坐船来的嘛。”
大家笑了。
老P对阿牛哥笑道:“当哥的怎么还没有小妹聪明。”
阿牛哥笑道:“她的脑瓜子谁能比,扒开来看,里面肯定有个金算盘。”
老P说:“那你脑袋里肯定有架望远镜。”
二哥说:“所以嘛,老天是公平的,给了你金算盘就不会给你望远镜。”
这时,一直在掌舵的老G说:“老二,前面来了一条船,估计是他们来了,准备发信号。”
二哥提着手电筒,走出船舱,与前面来的船对信号。
信号对上了,两条船减速靠拢,并在一起。
我先看见了干爹,接着便看见了大领导——天哪,他不是别人,居然是我的高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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