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遇见海伦·本杰明是在一九三八年。
当时我们俩都在哥本哈根出席国际人类学及民族学协会的代表大会。
我听了她参加的关于优生的小组讨论会。
她是会上唯一一个反对优生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让人觉得说得在理的人。
她说话的神态及手势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内尔。
讨论一结束,我便立刻起身朝门口走去。
也不知她怎么那么快就从台上下来了,反正她赶在我前头到了大厅的入口处,让我没能顺利溜走。
她似乎知道我全部的感受,没多说,只是对我能来参加讨论会表示感谢,还递给我一个大信封。
这种事近年来我见得多了,总有人想让我为他们出版自己的手稿助一臂之力。
可这样的举动来自海伦,委实令人费解。
她的《弧形文化带》一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的网格理论,我写的关于基奥纳部落的书,以及二者为我赢得的赞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拜她那本著作所赐。
直到上了回加来的火车,我才打开那个包裹。
我把手漫不经心地伸进那个信封。
里面不是手稿,而是一本小册子,白色打印纸对折,沿着中缝订起来。
封面是树皮做的。
册子上还有海伦用曲别针别着的一张字条:“她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做一本这样的册子,然后把它们悄悄塞到箱子的布衬垫里,不让别人看到。
其他的册子我都留下了,但我觉得这本应该给你。”
那册子总共不到四十页,最后几页还都是空的。
它记录了她在那三个半月里的经历,最早是从她刚刚抵达塔姆湖那段日子写起的。
一月三日
一月四日
昨天刚把这个新本子订好。
但这么多空无一字的崭新的书页又让我望而生畏,连一个字都不敢往上面写。
我本想写写班克森,又觉得不该那么做。
所以就改成给海伦写信,强忍着没在信里提到他。
我的身体感觉好些了。
说来可怜,有人稍稍对我的伤上了点儿心,我的痛苦便大大减轻了。
他们给我们安排的临时住处叫“赞本(Zambun)旧居”
。
我或许该把它写成Xambun,因为它的发音更接近希腊语的发音。
每提到赞本这个名字,他们都会流露出谦卑和憧憬之情。
我由此断定,赞本一定是他们的某个神或祖先的名字,尽管我并没有从这儿感觉出其他地方常有的那种祭奠死者的氛围。
而且,倘若它真的是神灵,他们又怎么肯让我们亵渎它的居室呢?
我本想再写点什么,可是百感交集,那些感觉全卡在脖子里出不来。
我碰上写作瓶颈了。
一月六日
我干吗为他神魂颠倒呢?曾经的他也许冷淡、高傲,唯恐别人抢他的地盘,可在基奥纳独自度过的那二十五个月已经让他彻底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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