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迈利独自坐在他的头等车厢里回想这一切时,他有着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是把望远镜倒过来看海顿。
他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尽管一路上酒吧间都是开着的。
在车子过国王十字车站的时候,他有一种喜欢海顿的怀恋的感觉,甚至是尊敬的感觉。
毕竟,海顿是一个大丈夫,他有他的看法,而且把这种看法说了出来。
但是史迈利觉得这种简单化的想法未免太方便了。
他越是考虑海顿零乱的自述,越是觉得这个人充满矛盾。
他开始把海顿看成是报上那种有些浪漫味道的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莫斯科是他们自然而然的圣地。
他对自己说:“莫斯科是比尔师法的模范。
他需要一个解决历史和经济问题的周延答案。”
他又觉得这太干巴巴,又加了他想喜欢的那种人的性格:“比尔是个浪漫派,是个虚荣者。
他要跻身于先进的行列,引导群众走出黑暗。”
这时他记起了肯特镇那个女孩的客厅里那些没有完成的画:难以辨认,过分做作,没有希望。
他也记起了比尔专制父亲的鬼影——安恩就叫他魔鬼——他觉得比尔信奉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弥补他作为艺术家的不足,是因为他缺少慈爱的童年。
到了后来,这种理论是不是再起作用,当然无关紧要了。
比尔已陷得太深,卡拉知道怎么使他不能脱身。
史迈利认为,背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习惯问题,他仿佛又看到比尔躺在贝瓦特街的地板上,安恩在旁边的唱机上放着音乐。
比尔也是喜欢那样的,对此,史迈利从来没有怀疑过。
站在一个秘密舞台的中央,让大家你争我斗,他既是主角,又是剧作家,合二而一。
唉,没有问题,比尔喜欢那样。
史迈利耸一耸肩,把这些想法都撇在一边,仍像过去一样对人类行为动机的标准答案一点也不相信,相反的,却相信有那么一个俄罗斯娃娃,打开来里面又是一个娃娃,再打开来里面又是一个。
在所有活着的人中,大概只有卡拉看过比尔·海顿身上最后一个小娃娃了。
比尔是什么时候被他吸收去的,怎么吸收的?他在牛津时代的右倾立场是一种伪装,还是罪恶,倒反而是卡拉把他从这罪恶中拯救出来?
去问卡拉吧——可惜我没有问他。
去问吉姆吧——我永远不会。
英国东部的景色在车窗外面飞逝而过,卡拉毫不退让的脸代替了比尔·海顿歪在一边的死亡面孔。
“但是你有这一个把柄:安恩。
没有幻想的人的最后一个幻想。
他认为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安恩的情人,你在别的事情上也就无法保持头脑清醒了。”
幻想?这真是卡拉对爱情的称呼吗?比尔对爱情的称呼吗?
“到了,”
车上的乘务员大声说道,也许已是第二次了,“准备下车吧,您不是到格林斯贝吗?”
“不,不,我到伊明翰。”
这时他记起了孟德尔的话,于是下了车到月台上。
看不见有出租车,因此他到售票处去打听后,走过一个空荡荡的前院,到了一块“在此排队”
的绿色牌子旁。
他希望她会来接他,但是也可能她没有收到他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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