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之初的三十二个月零十一天里,地窖里有四个人。
后来,毫无征兆地突然只剩下三个人。
数个月以来,虽然第四个人一直不曾出过声,但她离去后,房间里变得异常寂静。
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静静地在黑暗中坐着,纹丝不动,心想着下一个被装进箱子的会是谁。
在所有人中,我和詹妮弗最不该被关进那个地窖里。
我们不像一般的十八岁少女,第一次离开父母的庇荫,一进入大学便抛开了所有的戒心。
我们认真对待自由,过分珍视自由,结果却几乎感受不到自由。
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里潜藏着种种险恶,绝不允许自己受到些许伤害。
我们曾用多年时间系统地研究并记录过我们可能遇到的各种危险——雪崩、疾病、地震、车祸、反社会人士以及野生动物——外面世界可能潜伏的所有险恶。
我们深信,我们的这种偏执将有效地保护我们;毕竟,对于两个如此精于灾难研究的女孩来说,遇上灾祸的概率能有多少呢?
我们不相信命运这回事。
命运是你未做好准备、懈怠、不肯专心时的借口,是支撑弱者的拐杖。
我们行事万般谨慎,而且这种作风始于六年前,当时我们十二岁。
到了青春期结束时,这种谨慎已经濒临癫狂。
1991年1月,一个阳光明媚但异常寒冷的日子,詹妮弗的妈妈像往常的每个工作日一样,从学校开车载我们回家。
对于那场车祸,我完全没有记忆,只记得渐渐睁开眼睛,看到心脏监测器上跳动的心电图曲线,听到我沉稳而令人安慰的脉搏律动。
那以后的很多天,每天第一次醒来时,我都感到很温暖,而且无比安全,直到想起现实中的时间,我的心情才变得沉重起来。
后来,詹妮弗告诉我,她对车祸记忆犹新。
她的这种记忆是典型的创伤后症状——一种模糊的慢动作梦境,里面有歌剧般的辉煌布景,各种色彩和光线交织盘绕在一起。
他们说我们很走运,只是受了重伤,在医生护士的悉心照护下熬过了重症监护期。
接着,我们在空荡荡的病房里休养了四个月,成天听着电视里嘈杂的CNN新闻打发日子。
然而,詹妮弗的母亲却很不幸。
医院安排我和詹妮弗住在同一个病房,表面上是希望我们在康复期间有个伴,但妈妈悄悄告诉我,我们住在一起后,我可以帮助詹妮弗从失去母亲的悲痛中走出来。
而我怀疑还有一个原因是詹妮弗的老爸,一个令人避之不及的酒鬼,早已和詹妮弗的妈妈离婚。
当我父母主动提出轮流来照顾我们时,他可开心了。
但随着我们的身体日渐康复,无人陪伴的日子也更多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写日记。
我们表面上对自己说是为了消磨时间,但彼此心里可能都清楚,其实是想对这个混乱不堪、缺乏公正的世界增添一点控制感。
我们在医院床头柜里找到一本记事本,顶部还用罗马式印刷体字母印着“琼斯纪念医院”
的字样。
我们的第一本日记便是用它写的。
没有人会当它是日记,因为上面列满了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恐怖事件。
第一本写满后,我们又向护士要了三本。
她们肯定以为我们在玩“井”
字游戏或猜字游戏消磨时间。
总之,没有人想到要将电视换个频道。
出院后,我们郑重其事地展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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