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老教授每周只有一次能出公共门诊,所以那个下午总是人山人海。
病人山病人海中间的山谷就是一张漆成土黄的桌子、坐着正被诊断的一个病人、两个我这样跟着学习的实习大夫,山谷最底部是罗老教授。
一年四季,罗老教授都是雪白的白大衣,里面雪白的白衬衣,领带鲜艳饱满。
冬天还好,夏天,没有空调,窗户开着,屋外也是热风,周围的病人山病人海挡住所有外来的空气,山谷里盘旋的全是呼吸内科病人喷出的和体温接近的气体,仔细听,不同病人,由于病变位置、年份和病因的不同,从病变了的肺泡、支气管、气管发出不同的声音,总和的效果近似苏格兰高地的长笛和中山音乐厅的管风琴。
罗老教授的汗水顺着鬓角和脖子往白衬衣里灌流,“这么多年习惯了,习惯了就好,习惯了就好。”
柳青告诉过我,在距离仁和门诊楼五百米的王府饭店,洗一件这样的衬衫,要九十块,加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罗老教授的专家号一个十块。
罗老教授问得仔细,看得慢,一个下午,也就看十来个病人。
我在病人山病人海里,又看到王世雄巨大的眼睛,门诊结束了,他还在。
我问他,你不是倒号的吗,怎么自己还到门诊来?看看你的号有多紧俏,好调整价钱?王世雄说,不是的,不是的,我本来就是给自己挂号的,肺结核,好久了。
挂了几次都没挂上专家号,那天晚上我就和票贩子去得一样早,晚上不到十二点就到了,和票贩子一起站着。
后来高处长带人来,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心慌,就跑,真正票贩子反而没有一个跑的,看着高处长,微笑。
我从小跑得快,百米十二秒,要不是肺结核,我就进北京市田径队了。
我跑到你们老楼地下室,到处是岔路和各种管道,迷了路才被高处长的人抓到。
当时楼道周围堆满了冰箱什么的,高处长穿的是皮鞋,跑的时候扭了脚,一边喊痛一边硬说我是票贩子、还跑、还想偷东西。
我问王世雄,为什么不给单位挂电话。
王世雄说,他是交通银行的,如果领导知道,他被怀疑是小偷,即使只是嫌疑犯,他如何再混啊?我从罗老教授那里给王世雄要了个专家号,第三次见他,他已经住进呼吸科病房了。
第四次莫名其妙见到王世雄,是在外科病房。
自从被厚朴培养了挤脸上粉刺的毛病之后,我爱上了外科,每当想到从一个机体里将一块坏了的或者不需要的组织切除,然后肿胀消失了、疼痛消失了、炎症消失了、癌症被抑制了,我就感到巨大而莫名的兴奋,比拉紧窗帘、熄灯、放映黄片,更加巨大而莫名。
厚朴也喜欢外科,尤其是心脏和乳腺之类和上半身有关的专科。
厚朴总是反复纠缠这些专科的典型病人,总住院大夫已经把思想工作做好了:“希望你们能配合教学。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典型心音,你们让听得听,不让听也得听,这就象献血一样,是义务,献血是公民的义务,让听是病人的义务。
凉?造影也会凉你们半个小时,你们怎么不叫啊?不让?我们是肩负着医疗和教学双重任务。
你们怎么能这么自私?不为将来的病人想想?”
心外科来了一个二十四岁的女生,长得好,面带桃红,风湿性心脏病的典型面容。
总住院大夫说她的心音很典型,在左乳房附近很容易听清楚。
厚朴至少去了三次:“我能听听你的心音吗?”
“你难道没听过吗?”
“没有。”
“真的没有?”
“真没有。
即使有过,印象也不深刻。”
“好吧。”
“你帮我把听诊器放到你乳房上,好吗?”
“你自己来吧,别客气,没事儿的。”
我是在心外病房的一个加床上第四次看见王世雄的。
查房的时候,教授掀开他的被子,王世雄下半身什么都没穿,阳具的位置上罩了一个空的塑料酸奶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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