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9年起,我和李银河开始一项对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首次发现了中国存在着大量的男同性恋者,存在着同性恋社群和同性恋文化。
时隔五年,回顾这项研究,又有不少新的发现。
发现之一,我把它叫做科学研究中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
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提出,和我们在研究中和研究后的一些遭遇有关。
花剌子模是一中亚古国,当地的习惯是这样的:假如一名信使给君王带来了好消息,就可以升官;假如他带来的是坏消息,就要被杀头。
所以将帅出征时,常把传送好消息的任务作为奖赏派给有功将士,把传递坏消息的任务作为惩罚派给有罪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做研究的人也像一个信使,我们从研究的对象那里获得信息,传递给公众。
中国存在着广大的同性恋人群,这本身不像是个好消息,虽然这发现本身意义重大。
因此我们在出书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还因为发表文章吃了一个红头文件。
假如我们研究发展模式问题,或者民族团结问题,就会获得好评。
当然,作为研究者或者信使,我们以为,传递了一个坏消息不能说明我们很坏。
但是假如有人持有这种原始的思维方式,就无法和他争辩。
在做这个研究时,我们对同性恋的成因很是关心。
当时对同性恋的成因尚无定论。
大体上有先天与后天两说,主张后天说的代表人物是弗洛伊德,他强调恋母情结对同性恋形成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另一学派主张行为对同性恋成因的意义(男孩子玩娃娃)(贝尔)。
主张先天说的主要是一些医生。
现在看来,先天说取得了一些进展,有一些间接证据说明男同性恋者有母性遗传的基因缺陷。
假如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不是同性恋者,就会有更大的说服力。
他们那些人有一种倾向,希望证明同性恋是一种自然现象,觉得这样自己比较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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