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也就是这个意思,”他忙改了口,用衬衣袖子擦了擦额角的汗珠,“天太热了,连脑子里的螺丝都生锈了。
”
过了一会儿,律师就开始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地找上校的那份委托书。
阳光朝这间陈设简陋、用糙木板搭建的屋子中央移动。
各处都找遍了之后,律师趴在地上,气喘吁吁地从自动钢琴底下掏出一卷纸来。
“在这儿呢!
”
他把一张盖有印章的纸交给上校。
“我还得给我的代办人写封信,让他们注销那边的副本。
”他不说话了。
上校掸了掸纸上的灰尘,把它塞进了衬衣口袋。
“您自己把它撕掉吧!
”律师说。
“不,”上校答道,“这是我二十年的纪念品。
”他还在等律师继续找下去,可律师却停下来了。
他回到吊床前擦了把汗,从那里透过闪闪发光的空气望向上校。
“那些文件我也要。
”上校说道。
“什么文件?”
“申请证明啊!
”
律师双手一摊。
“这我可办不到,上校。
”
上校警觉起来。
他担任革命军马孔多军区司库时,曾牵着一头骡子,驮了满满两箱军款,艰苦跋涉了六天,最后硬是在协定签署前半小时,拖着那头饿得半死不活的骡子赶到了尼兰迪亚兵营。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当时革命军大西洋沿岸的总军需官——给他开了张收据,把那两箱钱列入了投降上缴的物资清单。
“那些文件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上校说,“那里头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亲笔写的一张收据。
”
“这我同意,”律师说,“可那些文件经由成千上万间办公室的成千上万双手,早已转到国防部鬼知道哪个部门去了!
”
“对这样的文件,任何一位官员都不可能不加注意就放过去。
”上校说道。
“可最近这十五年来,官员已经换了好几茬了,”律师又说道,“总统换过七任,每位任内至少改组过十次内阁,而每位部长又至少撤换过一百次属员,您想想这个情况。
”
“可谁也不能把那些文件带回家去,”上校说,“每任新官总会在老地方看见它们的。
”
律师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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