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妈妈到酒厂上班时,看到值班的工人用不纯熟的英文留了一张字条给她。
妈妈每天开始工作之前,总是习惯边喝咖啡,边看看窗外成排成架的葡萄,但那天早上她一看到“紧急”
这两个字,也顾不得喝咖啡了。
她马上打开公共品酒区的大门,灯都来不及开,便摸黑找到了吧台下面的电话,直接拨了宾州家里的号码,但响了半天无人应答。
试了两三次之后,她打电话给宾州地区的接线员,询问阿希尔·辛格博士家的电话号码。
“是啊,”
卢安娜在电话里告诉妈妈,“雷和我几小时前看到救护车停在你家门口,我想现在大家应该在医院里。”
“谁出了事?”
“我不太清楚,可能是你母亲吧?”
但她从纸条中得知,打电话来的正是她妈妈,这表示出事的一定是她的哪个孩子或杰克。
她谢过卢安娜,然后挂了电话。
她握住沉重的红色话机,把它从吧台下面拿了上来。
话机下面原本压着一堆为品酒顾客准备的不同颜色的纸张。
一拿起电话,这些标示着“柠檬黄=年份短的霞多丽干白”
“草莓红=苏维农干红”
的便条纸便全部散落在地。
她不由得庆幸自己习惯早到,满脑子想的全是家附近有哪些医院。
她还记得以前我们莫名其妙地发烧或是可能摔断了骨头时,她曾带我们去过的那几家医院。
她赶紧一一致电,最后终于在我开车送巴克利去的那家医院打听到了消息:“有位叫作杰克·萨蒙的病人被送进了急诊室,他现在还在里面。”
“您能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吗?”
“请问您和萨蒙先生是什么关系?”
她说出多年以来没有说过的几个字:“我是他太太。”
“他心脏病发作。”
她挂了电话,颓然地坐在雇员区的橡胶地板上,直到值班经理走进来时,她依然坐在那里喃喃地重复着:丈夫,心脏病。
当她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值班工人的卡车上,这个沉默的工人平常很少离开酒厂,现在他载着她直奔旧金山国际机场。
她买好机票,登上一班在芝加哥转机、飞往费城的班机。
随着飞机逐渐上升,乘客和空服人员已置身于云雾之中,妈妈恍惚间听到“叮”
的一声,机长像往常一样播放乘机的注意事项;随后,空姐推着装有鸡尾酒的车子穿过狭窄的走道,车子叮当作响。
但妈妈对周遭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她只看到酒厂那个阴凉的石头拱廊,拱廊后面放着空橡木桶,白天工人们经常坐在那里乘凉,但此刻在妈妈眼中,这些工人全都不存在,拱廊中只有爸爸握着那只缺了把手的韦奇伍德瓷杯,看着她。
飞机在芝加哥降落,有两个小时的转机时间。
她的心情总算稍微平复了一些,便去买了一把牙刷和一包香烟,然后又打电话到医院,这次她请外婆过来听电话。
“妈,”
她说,“我现在在芝加哥,再过几个小时就到家了。”
“谢天谢地,阿比盖尔,”
外婆说,“我又打了一次电话到酒厂,他们说你已经去机场了。”
“他情况如何?”
“他在找你。”
“孩子们在医院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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