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都是在你不知怎么干时干得特别顺手,三个月时间我就完成了《绿血》三十万字的初稿。
这速度快得简直让我难为情。
我断定再甭想从自己脑子里榨出一个字的时候,才从椅子上站起来。
什么都凉了,手、脚、血液,包括胸前绑着的大热水袋。
虽然我把日历、钟表一律翻成背向我,但我仍清楚地知道这是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午饭时间。
钱和时间在这年头都极不禁花,但钱好歹还能储蓄。
有时我甚至想,失眠就让它失吧,不必花许多时间跑卫生所,花许多时间说服医生开给我大剂量的安眠药。
把失眠的时间用来读书没准倒读出个学者来了。
但别人不同意,我的亲友和一切人都不能允许这个人在人人皆睡的时间独她醒着,所以我还是去睡。
先是仔细地睡,再是努力地睡,最后是歇斯底里地睡,直睡到倦意全无,大汗淋漓。
一次最长的失眠是三十四个通宵,当我硬撑着坐到稿纸前时,不得不承认脑子已接近一个白痴。
这时,眼泪哗哗地在我脸上流,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非但不能做一个成功的作家,我恐怕连个正常的人都算不上了。
当我把长篇小说稿扛到编辑面前时,只字不提我的失眠,以及由失眠引起的种种病症,诸如突发性头痛,它痛得让我很自然地想到女人临盆时的阵痛,痛得真像有什么东西要从中娩出似的。
交稿后,我一连许多天不敢见编辑,我又是失眠又是头痛地写掉了偌大一摞稿笺,若不成,我只有自杀去了。
幸而它们都成了。
之后,有人向我谈起我的小说文字之流畅,结构之整体,什么一气呵成之类的话时,我就在心里说:“天晓得!”
我的午饭通常是苏打饼干、牛奶,阔的时候吃点水果。
不能吃饱,吃个太饱午饭的恶劣后果是个大长午觉。
失眠人往往在没希望睡的时候闹瞌睡。
在美国时有人问我:“我在大陆看见许多办公室里放着床,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他那多半是午觉设备。
他想了一会儿说:“你们什么时候把床从办公室搬出去,你们就有希望了。”
我总是在午饭时间打开电话铃。
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电话里传出一个怪极了的声音:“你是女作家严歌苓吗?”
我说是。
心想这人有什么病。
他说他是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的,看了《中国日报》上介绍我的文章对我很感兴趣,并问我对美国感不感兴趣。
我说当然。
“那么我们给你一个机会到美国访问。”
接下去,这个讲中国话的美国人问我想见哪些美国作家,我一口气讲出几个估计都健在的,但心里想,我想见谁得看谁想见我。
等我挂上电话,发现十个手指尖都在打战。
我除了对自己的坚韧自信之外,对我所具奋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自信过。
我从不结交朋友,因为我相信自己毫无社交魅力;我喜好穿着,那是我相信自己不够漂亮;我从不把小说推荐给任何人,那是我认为它们全是些辜负我的东西。
我没有自信,因此我远不能潇洒地、泰然地对待这样一个消息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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