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怨你,萌娘。
你不该等听到红卫兵砸门、知道自己劫数已定才开始拧开药瓶。
那已太晚了。
你抱着一丝希望:“自杀可以威慑住他们,从而躲过一场使你身心崩溃的批斗。
你没有诚意去死,只是想躲,只是想以自杀来作个缓冲。
当红卫兵发觉你手里紧攥的药瓶时,他们便立刻剥去你的衣裳。
他们在你身上做的“人工呼吸”
正是你和父亲常挂在嘴上的,所谓的“斯文扫地”
。
但那时我不懂我的怨,只觉一股极窝囊的情绪,自萌娘起死复生的一刻滋长了出来。
那尊严和廉耻的丧失便是我理想的丧失;他们用眼睛糟蹋萌娘身体的同时便是掳走了我心灵的贞洁。
一年后萌娘从乡下回来,瘦而黑,似乎落去了一半头发,大额变得格外显著。
她进出仍被人押解着,据说是怕她在悔过自新前再自尽。
那时作家协会门口矗立着一座水泥钢筋的牌子,我和一群同龄的孩子常攀上去,顺口编些歌谣一唱就是一天。
那类歌谣没一句不脏不野。
尽管没人听懂我们的指天骂地,但我们冲天的委屈毕竟得到了发泄。
萌娘走过来时,我不再吱声。
我注视着她胆怯而迟疑地向前迈进的双腿,以及本能地伸向前方的双手。
由此我判断她的视力已糟透,一行动手先摸索起来。
泪烧灼着我的鼻腔和眼眶。
所有孩子们都随我静下来,因为那些歌谣主要是我编撰的。
“狗娘养个草狗子……”
我突然锐声叫道。
押解萌娘的军代表猛回首,只见我与所有孩子一样缄默。
待他刚转身,我又迸出两句更不堪入耳的话。
如今我否认满口野话的我与现在的我是同一个人。
没一个孩子响应我,一则他们难以接受这话的粗野和刻毒程度,再则他们并不恨这位军代表,他的一贯正派谦和甚至赢得我父亲等人的信赖,尽管家长们对孩子们私下里称军代表“草狗子”
装聋作哑。
“谁喊的?”
军代表朝语录牌走来,以他冷峻威严的目光扫视我们全体。
没人吱声。
我坚信我的伙伴们不会叛卖我。
当他连问几句“谁喊的’而无结论时,萌娘突然开了口。
“小穗,你已经完全变成了个野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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