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的阶级意识是英国人奉献给人类社会的文化特产。
英国人的阶级划分,与职业、身份关系不大,甚至也与钱无关,判断一个英国人社会阶层的方式微妙而怪异:你说话的口音、所用的词汇;你如何装饰、排列花园里的植物;星期天到了,你是自己洗车,还是开到洗车铺里;你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吃喝的地点、时间、方式以及和谁一起吃;喝茶加糖,哪怕只加一匙,都暴露了你所属阶层不高级;至于穿衣服,任何时尚的打扮都是低俗的标志,外表最好过时落伍,以表示你对如何着装根本不屑……
评判一个人所属的阶级,也是英国人喜欢干的事。
1963年,社会学家洛克伍德发起一种“超阶级理论”
,他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有一部分人能通过自身的奋斗或其他综合因素,从社会较低阶级脱离,身份蜕变,在生活方式、思想方法、言谈举止等方面,步入社会的高级阶级。
观点引起英国导演迈克·艾伯特的兴趣,他决定检验“超阶级理论”
。
1964年,他亲自选择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十四个七岁的英国小孩,从当年开始,每隔七年,给这帮孩子拍一部纪录片。
七岁,十四岁,二十一岁,二十八岁,三十五岁,四十二岁,四十九岁……最新一集完成于2012年,这帮孩子已经五十六岁。
迈克·艾伯特想知道,这些起跑于不同阶级的孩子,长大后,是沿袭原有的阶级轨道,重复父辈的生活,还是有机会改变自己的阶级属性,产生突变,跻身于更高级的阶级。
约翰是上流社会的孩子,七岁时他已经开始阅读《观察家报》,端坐在沙发上畅谈自己的未来;安德鲁读的是《金融时报》,会用拉丁文唱歌,理想是读剑桥三一学院,毕业后做律师;而对平民出身的托尼来说,能做个“赛马骑手”
就已经美梦成真了;十四人中唯一的非白人孩子,西蒙是印度移民的后代,没有能力规划自己的未来,你问他“怎么看待有钱人”
,他回答“没想过”
,也许他的生活中从没有出现过有钱人……迈克·艾伯特将镜头对准这些孩子:有的父辈是精英,就读高级寄读学校,有的则来自老工业重镇利物浦。
三个女孩出身东伦敦的贫民区;还有的来自“儿童之家”
,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长大;另一个来自农村山区……孩子们面对镜头,即使什么都不说,也彰显着“阶级”
在他们身上烙刻的印记。
十四岁,二十一岁,二十八岁,三十五岁……没有什么比用半天时间,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看别人的人生一闪而过更让人开心了。
七岁就看《金融时报》的安德鲁,读完私立贵族学校后果真考取了剑桥,如愿做了律师,在伦敦市郊有了自己的别墅,成了皇家法律顾问。
可内尔的运气就没那么好,十四岁立志掌握政治权力创造财富,后来牛津没考上,读个普通大学还辍学,在苏格兰西部的荒野上游荡。
二十八岁时,对于人生和理想,他说“不是我想做什么,而是能做什么”
。
等到四十二岁时参与地方政治,日常生活平淡忙碌,最后对着镜头说:“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正在慢慢习惯这一切。”
那个七岁时摇晃着脑袋说要做骑手的男孩,十四岁时还真去马会做学徒了,可一年后就放弃了,“天分不够”
,对自己有点儿失望,不过还是得生活,又去开的士,然后结婚生子,少时的梦想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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