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上海两年后,一九五九年,一场大饥荒突然降临。
上海连摘野菜、网小鱼的地方都没有,大家干饿着。
祖母常常会叹口气,说:“早知道有饥荒,还不如在乡下。”
但是,后来听乡下亲戚说,乡下也不好。
前两年敲锣打鼓的“大跃进”
耗去了农村太多的资源,又张扬了弄虚作假的风气,把饥荒成倍地扩大了了。
家里的稀饭越来越薄,最后,每人每顿只能分到五粒手指头一般大的“面疙瘩”
了,吃完还没走到学校就已经饥肠辘辘。
开始我一直以为是我家的特殊情况,不敢告诉同学自己饿极了。
后来才发现,大家都一样,包括那些最典雅的老师。
典雅中的典雅是教生物课的曹老师。
戴着金丝边眼镜,梳着很整齐的发型,每天全身笔挺。
他除了校长来听课时勉强讲几句普通话以外,平常只讲老式上海话,又夹了很多英语名词。
开课后不久就讲到了早期原生动物“草履虫”
,他在黑板上画完长圆形的图像后,转身便说:“这东西和我同名。”
原来,他叫曹侣仲,一个很中国、很古典的名字。
一天,正是早晨上学时分,在校门东侧不远处,一个过路的中年市民咳了两下嗓子后,吐了一口痰在地上。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校内,任何人都有权要求那个随地吐痰的同学用纸把痰擦了。
但这是在校门外,又是一个中年市民,周围的同学们都用眼光包围着那个人,却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大家听到了熟悉的上海口音:“请大家让一让。”
只见曹老师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方叠得很整齐的白色手帕,弯下腰去,把地上的痰迹擦去了。
这动作震惊了所有的同学,包括那个中年市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而曹老师则完全不在意众人的目光,把那方白色手帕丢进校门口的废物箱里,静静地进了校门。
我们原先背地里都叫他“草履虫”
,从这件事情之后,全都改口叫曹老师了。
我相信,只要是我的同学,不管是哪个班的,直到今天垂垂老矣,也没有一个人会有随地吐痰的习惯。
曹老师那方白色手帕,实在是擦干净了一大批人的人生。
但是,饥荒来的时候,曹老师却遇到了一次重大打击。
那天,就在曹老师曾经用白手帕擦痰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卖烘红薯的小摊子。
一个半身高的泥炉子,当场烘烤着红薯,那香气,简直能敌过千军万马。
以前也有这种小摊,为什么没有这么香呢?这个小摊的烘红薯卖得奇贵,每天早晨小摊的周围都拥挤着密密层层的人群,却很少有人掏钱购买,大家都在闻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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