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塔里甫是我在库车认识的第一个维吾尔族朋友,在县电视台工作,汉语讲得很好。
一起混熟了,有时喝点酒不免谈到男人女人,谈生活的快乐与满足,也谈到死亡,只是随口说几句。
我和木塔里甫都年轻,有一大堆无聊时光需要那些无聊却轻松的话题去打发。
男女是这种场合永谈不厌的主题,而且谈着谈着,总会落到具体的某个地方。
一次我问木塔里甫,割过礼的男人跟没割礼的男人是不是真的不一样。
以前我听说男人割礼后那东西会长得长而壮实。
我在乌鲁木齐大澡堂洗澡时,经常遇到割过礼的维吾尔族和回族男子,有意偷看几眼,那地方,除了毛多一些,也看不出有多长多壮实。
木塔里甫却认为绝对不一样。
没割礼前,木塔里甫说,那地方静悄悄的,好像一直在睡觉。
割礼后没几天,就有动静了,活了,像只小兔子一样往前蹿了。
我被木塔里甫的讲述吸引了,执意让他说说自己割礼时的情景。
是个秋天,木塔里甫说,门口的大桑树已经落掉一半叶子,早晨一醒来我就感觉到家里要有大事情了。
院子里有洒水的声音,接着是父亲的说话声和他用那把大芨芨扫帚扫地的声音。
昨晚上也许刮风了,桑叶、葡萄叶又落了金黄的一地。
母亲推门进来,穿着一身过节才穿的漂亮衣服,她给我也换了一身新衣服,帮我洗净脸,戴上小花帽,然后拍着我的脸蛋说,孩子,你已经七岁了,该给你割礼了。
这之前我也知道一点关于割礼的事,老师讲没讲过记不清了。
在班上经常有男同学请假,说是“割礼”
了。
我们似懂非懂的。
因为割礼一般在五至八岁期间,有的同学早割了,有的会晚一些。
待割礼的同学回来,我们总要想办法让他掏出来看看,到底割成啥样了。
问他疼不疼,怎么割的。
从那时我就知道自己迟早也会有这一天。
家里逐渐来了许多人,连几十里外的乡下亲戚也来了。
父亲宰了一只羊,正忙着煮肉做抓饭,母亲进进出出招呼客人。
还请了三个唱木卡姆的艺人,在葡萄架下的大炕上放声弹唱。
他们的歌声把葡萄叶子都震落了。
架上垂挂的几大串葡萄分外引人注目。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母亲为给我过割礼,特意留的几串又大又红的葡萄。
一般在这个季节,葡萄早摘完该下秧了。
过了一会儿,母亲把我领到里屋,炕上坐着几个老年人,都笑眯眯地望着我。
有一个长胡子阿訇,端坐在中间,母亲把我带到他面前,行过礼。
阿訇摸摸我的头,很轻松地说笑两句,让我脱掉裤子。
我有点害羞,忸怩几下,还是脱了。
阿訇一手托起我的小东西,捋了几下,浇水清洗了一番,嘴里念着我听不懂的经文,其他人都静悄悄的。
阿訇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磨得发亮的小铜钱,把捋得细长的包皮从铜钱中间的方孔穿过去,又捏住捻和捋,那地方木木的,都快没感觉了。
这时有人从外面提进一只坎土曼,上面是烧得发烫的干净细沙。
父亲蹲在旁边剥一只煮熟的鸡蛋。
母亲不知到哪去了,我转过头找母亲,见房子里只剩下男人。
我紧张地盯着阿訇的手,腿也有点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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