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与光的君王译者序-《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风与光的君王译者序(第3页)

,已成为妨碍阿拉伯人前进的桎梏;阿拉伯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中长期受到排斥、处于边缘的“变化”

因素;以“变化”

超越“稳定”

,是阿拉伯文化的希望所在。

他还深刻解剖了阿拉伯政治现实,揭示了阿拉伯文化、社会与政治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如:因循守旧思想严重,宗教蒙昧主义肆虐,专制、腐败的政治文化盛行,反省与质疑的意识匮缺……阿多尼斯对传统与现实的批判,往往思想尖锐,言辞激烈。

譬如,对于阿拉伯世界的专制统治者,他这样予以痛斥:

面临着犹太复国主义的蚕食、帝国主义的凌辱与奴役,面对外来的野蛮,那些以另一种形式的野蛮对待自己人民的政府,那些不断侵犯国民的权利,实行紧急状态,建立特别法庭,肆意拘捕无辜,剥夺公民办报、建党、结社的自由,甚至剥夺他们言论和工作自由的政府,那些将自己的人民淹没在腐败、疾病、失业、文盲、饥饿、污染、沙漠化、水荒之中,拜倒在西方技术成就脚下的政府,如何能够实现进步,抵抗外来的霸权主义?那些奴役自己人民的政府如何摆脱来自外部的奴役?那些不停地摧毁自己人民力量源泉的政府,凭什么力量去和外敌斗争?

阿多尼斯思想中质疑传统、抗拒权势、批判时俗、忧国忧民的意识,既和纪伯伦、塔哈·侯赛因、马哈福兹这些阿拉伯文学大师一脉相承,也和全人类的思想、文化精英遥相对接。

阿多尼斯对阿拉伯社会文化的批判之尖锐和激烈,可以和鲁迅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批判相提并论,两者同样具有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效应。

正是这些激烈的批判与呐喊,在阿拉伯当代文化的死水中激起漪澜,让人们看到了阿拉伯文化变革与新生的希望。

阿多尼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其诗集有《最初的诗篇》(1957)、《风中的树叶》(1958)、《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1961)、《随日夜的领地而变化迁徙》(1965)、《戏剧与镜子》(1968)、《灰与花之间的时间》(1970)、《这是我的名字》(1971)、《复数形式的单数》(1975)、《长诗五首》(1979)、《对应与初始》(1979)、《围困》(1985)、《行进在物质地图上的欲望》(1987)、《纪念朦胧与清晰的事物》(1988)、《第二套字母》(1994)、《书:昨天、空间、现在》(三卷,1995-2002)、《风的作品之目录》(1998)、《身体之初,大海之末》(2003)、《预言吧,盲人!

》(2003)、《女人身体上撕裂的历史》(2007)、《安静,哈姆雷特:你能嗅到奥菲莉娅的疯狂》(2008)、《出售星辰之书的书商》(2008)等。

在诗歌创作中,阿多尼斯践行着自己极具革命意义的诗歌理论和文化思想。

诗人阿多尼斯是一位态度鲜明的叛逆者,他毫不讳言地宣称:“我是鬼魅的主人。”

“我生活在火与瘟疫之间在一本传授秘密和堕落的书本里。”

“我是个背叛者,我向被诅咒的道路出卖我的生命,我是背叛的主宰。”

对于传统的价值观,他是一位辛辣的嘲讽者:“什么是通行的道德?——蜡烛,快要熄灭在令人窒息的洞穴里。”

“什么是绝对?大脑来了月经。”

对于世俗的观念,他是一位彻底的颠覆者:“罪过:对自由的另一种赞美。”

“你与你的时代作对吗?那么,你走在一条通往更深、更美境界的路上。”

他以歌唱来抗拒压迫与恐惧:“我由于恐惧而歌唱我由于被压迫的反抗而歌唱。”

他以讥讽表达了对暴君的蔑视:“给老鼠一根皮鞭它会像暴君那样趾高气扬老鼠的子宫里挤着一头羊和一只狼。”

他对这个世界的抗争,显示着百折不挠的倔强和信念:“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

他心甘情愿,要做西西弗那样落难者的同道:“我发誓为西西弗分担那块沉默的山岩……我发誓要和西西弗同在。”

在诗中,他骄傲地宣告自己的卓尔不群:“今天,我有自己的语言,有我自己的疆域、土地和禀赋。”

他也毫不掩饰张扬的个性和大写的自我:“我让自己登基,做风的君王。”

“一切都在我的眼底,从旅程的第一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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