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版………
《飞鸟集》例言
译诗是一件最不容易的工作。
原诗音节的保留固然是绝不可能的事!
就是原诗意义的完全移植,也有十分的困难。
散文诗算是最容易译的,但有时也须费十分的力气。
如惠德曼(WaltWhitman)的《草叶集》便是一个例子。
这有二个原因:第一,有许多诗中特用的美丽文句,差不多是不能移动的。
在一种文字里,这种字眼是“诗的”
是“美的”
,如果把他移植在第二种文字中,不是找不到相当的好字,便是把原意丑化了,变成非“诗的”
了。
在泰戈尔的《人格论》中,曾讨论到这一层。
他以为诗总是要选择那“有生气的”
字眼,——就是那些不仅仅为报告用而能融化于我们心中,不因市井常用而损坏它的形式的字眼。
譬如在英文里,“意识”
(consciousness)这个字,带有多少科学的意义,所以诗中不常用它。
印度文的同意字chetana则是一个“有生气”
而常用于诗歌里的字。
又如英文的“感情”
(feeling)这个字是充满了生命的,但彭加利文①里的同意字anubhuti则诗中绝无用之者。
在这些地方,译诗的人实在感到万分的困难。
第二,诗歌的文句总是含蓄的,暗示的。
他的句法的构造,多简短而含义丰富。
有的时候,简直不能译。
如直译,则不能达意。
如稍加诠释,则又把原文的风韵与含蓄完全消灭,而使之不成一首诗了。
因此,我主张诗集的介绍,只应当在可能的范围选择,而不能——也不必——完全整册地搬运过来。
大概诗歌的选译,有二个方便的地方:第一,选择可以适应译者的兴趣。
在一个诗集中的许多诗,译者未必都十分喜欢它。
如果不十分喜欢它,不十分感觉得它的美好,则他的译文必不能十分得神,至少也把这快乐的工作变成一种无意义的苦役。
选译则可以减灭译者的这层痛苦。
第二,便是减少上述的两层翻译上的困难。
因为如此便可以把不能译的诗,不必译出来。
译出来而丑化了或是为读者所看不懂,则反不如不译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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