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集-《新月·飞鸟:泰戈尔诗选》

飞鸟集(第1页)

1922年版………

《飞鸟集》例言

译诗是一件最不容易的工作。

原诗音节的保留固然是绝不可能的事!

就是原诗意义的完全移植,也有十分的困难。

散文诗算是最容易译的,但有时也须费十分的力气。

如惠德曼(WaltWhitman)的《草叶集》便是一个例子。

这有二个原因:第一,有许多诗中特用的美丽文句,差不多是不能移动的。

在一种文字里,这种字眼是“诗的”

是“美的”

,如果把他移植在第二种文字中,不是找不到相当的好字,便是把原意丑化了,变成非“诗的”

了。

在泰戈尔的《人格论》中,曾讨论到这一层。

他以为诗总是要选择那“有生气的”

字眼,——就是那些不仅仅为报告用而能融化于我们心中,不因市井常用而损坏它的形式的字眼。

譬如在英文里,“意识”

(consciousness)这个字,带有多少科学的意义,所以诗中不常用它。

印度文的同意字chetana则是一个“有生气”

而常用于诗歌里的字。

又如英文的“感情”

(feeling)这个字是充满了生命的,但彭加利文①里的同意字anubhuti则诗中绝无用之者。

在这些地方,译诗的人实在感到万分的困难。

第二,诗歌的文句总是含蓄的,暗示的。

他的句法的构造,多简短而含义丰富。

有的时候,简直不能译。

如直译,则不能达意。

如稍加诠释,则又把原文的风韵与含蓄完全消灭,而使之不成一首诗了。

因此,我主张诗集的介绍,只应当在可能的范围选择,而不能——也不必——完全整册地搬运过来。

大概诗歌的选译,有二个方便的地方:第一,选择可以适应译者的兴趣。

在一个诗集中的许多诗,译者未必都十分喜欢它。

如果不十分喜欢它,不十分感觉得它的美好,则他的译文必不能十分得神,至少也把这快乐的工作变成一种无意义的苦役。

选译则可以减灭译者的这层痛苦。

第二,便是减少上述的两层翻译上的困难。

因为如此便可以把不能译的诗,不必译出来。

译出来而丑化了或是为读者所看不懂,则反不如不译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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