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加尔各答发生的一切……我该责怪谁呢?
——香卡·高希
“别去,博比,”
朋友告诉我,“不值得。”
那是1977年6月,我从新罕布什尔来到纽约,跟《哈泼斯》杂志的编辑敲定加尔各答之旅的细节问题。
办完事以后,我决定去探望老朋友阿贝·布龙斯坦。
我们那本小型文学杂志《他声》的办公室位于上城区一幢不起眼的写字楼里,跟俯瞰麦迪逊大道的《哈泼斯》编辑部相比,这地方实在有些寒酸。
阿贝独个儿待在凌乱的办公室里,忙着编辑《他声》的秋季号。
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室内的空气却沉闷潮湿,就像阿贝嘴边那支没点燃的雪茄一样。
“别去加尔各答,博比,”
阿贝重复道,“把这活儿推给别人吧。”
“阿贝,事情已经定了,”
我说,“我们下周就走。”
我迟疑片刻,又补充了一句,“他们给的报酬相当不错,而且包下了所有开销。”
“哼。”
阿贝回答。
他把雪茄挪到另一边嘴角,冲着面前那堆稿子皱起眉头。
这个男人个头不高,头发蓬乱,满头大汗——活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单看外表,你绝对想不到这个国家最负盛名的“小型杂志”
竟然出自他的手。
1977年,《他声》虽然还无法媲美老牌的《恳言评论》或《哈德逊评论》,但我们的季刊已经有了不少订阅户。
《他声》首发的故事里有五篇被收进了《欧·亨利奖选集》,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还专为我们的十周年纪念号写了一篇小说。
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我曾充当过《他声》的助理编辑、诗歌编辑和免费校对员。
但过去这一年,我一直待在新罕布什尔的山区,思考,写作,还出了一本诗集,现在,我对《他声》的贡献相当有限。
尽管如此,我仍把这本杂志当成自己的心血,也把阿贝·布龙斯坦视为挚友。
“《哈泼斯》到底为什么挑上了你,博比?”
阿贝问道,“要是这事儿真有那么重要,他们都打算包揽全部费用了,干吗不派个够分量的人去?”
阿贝问到了点子上。
1977年,罗伯特·C.卢察克依然籍籍无名,虽然《冬魂》已经在《纽约时报》上收获了半栏评论。
不过,我希望传到人们——尤其是掌握着话语权的那几百个人——耳朵里的全都是些好话。
“《哈泼斯》看上我是因为去年我在《他声》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我说,“你知道的,就是关于孟加拉语诗歌的那篇。
你说我在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身上花了太多笔墨。”
“噢,我记得,”
阿贝说,“《哈泼斯》那帮跳梁小丑居然知道泰戈尔,我真是不胜惊诧。”
“切特·莫罗打电话给我,”
我说,“他很欣赏那篇文章。”
我才不会告诉阿贝,莫罗根本不记得泰戈尔的名字。
“切特·莫罗?”
阿贝咕哝着说,“他不是忙着给电视系列剧写配套小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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