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
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缺纪。
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
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
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
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在恢博，文辞之记，繁富为多。
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止录言，罕逢载事。
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
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
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纷扰，古今是同。
案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而言无独录。
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
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人书部，题为“制册”
、“章表书”
，以类区别。
他皆放此。
亦犹志之有“礼乐志”
、“刑法志”
者也。
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
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
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
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
窃谓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
亦犹《舜典》列《元首子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
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
昔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
于时议者，莫不宗之。
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
是用敢同有识，爰立兹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
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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