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在苏联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当中造成了深刻的分裂,标志着苏联社会完全孤立于西方之外的状态的终结。
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削弱了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共识。
分析苏联官僚系统各个特定的群体(军队、秘密警察和党的精英),以及工人、各民族和战争老兵等当中发生的变化,并不在本书的范围。
在这里,要关注的焦点是在20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并于三十年后——即冷战的最后阶段进入政治、文化生活核心的精英集团与网络。
这些自称“六十年代人”
的精英,是莫斯科和其他大的中心城市的“开明”
官员、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
他们锐意改革,想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自由。
他们的共同努力将为1985~1989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国际行为的突然转向提供绝对必要的背景。
“解冻”
斯大林政权影响了苏联知识生活和大众文化几十年。
在恐怖时期,甚至是在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终结之后,斯大林主义的宣传及大众文化的许多成分还依然存在,并继续影响着当今的俄罗斯人民。
从20世纪30年代起,斯大林就试图在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和群众当中逐步灌输这样一些观念:为成为一个强国而服务;警惕内部的敌人;做好与外部敌人开战的准备。
斯大林准备与美国摊牌,这反过来又决定了苏联宣传及文化政策的方向和重点。
官方的宣传本着革命与帝国范式的精神,宣扬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和苏联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思想。
最近的历史研究表明,斯大林扮演了苏联文化最高编辑的角色,他使用着用以界定集体身份、价值观和信念的官方话语。
除了纳粹德国,现代史上还没有其他哪个政权的政治领导人对文化宣传如此关注,而且投入如此之大。
许多文化设施,其中包括莫斯科大剧院以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一些一流的博物馆,都得益于国家的慷慨支持。
斯大林培养了一批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精英,特别是作家——他把他们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
在1934年之后,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实际上也是国家宣传机器的一分子,都变成了特权阶层。
有地位的作家可以成百万册地出版自己的书籍,而享有特权的艺术家和雕塑家则靠国家的订单发财。
俄罗斯文化史家玛丽亚·塞辛娜(MariaZezina)说,到斯大林去世的时候,“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真心拥护苏联政权,没有人想要反对它”
。
与此同时,也有无数的作家、音乐家、艺术家和其他文化人士沦为清洗的对象,并在古拉格关了数十年。
文学艺术的衰落尤其突出,因为自鸣得意的因循守旧、矫揉造作和平庸低俗取代了在20世纪20年代推崇的才华、多样性和先锋派实验。
文化先锋派被认为是“形式主义的”
和“反民族的”
而遭到禁止。
所有人都必须遵循官方在1946年推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
该理论对于按照斯大林的意识形态药方制造出一个虚假的世界,一个与苏联现实格格不入的、充斥着“弥天大谎”
的世界,可谓功不可没。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不仅仅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还嵌入到文化生产的所有机制,包括“创作协会”
和集体自我审查的层级制。
文化领域的权势人物暗中分裂成不同的派系,为了争夺资源和特权而钩心斗角。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便是苏联“文化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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