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嗫嚅。
“究竟是还是不是?”
“是……是校长让我写的。”
“是校长让你写的?还是校长替你写的?”
我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校长,吓得快哭了,校长接话:
“赵局长,你都看出来了,确实是我写的,王玉成誊抄的。”
通过校长的称呼,我才知道,戴眼镜的那个人就是县文教局局长。
“你为什么贴文教科的大字报?”
局长有点不耐烦。
“嗯……是这样的,文教科的个别领导在检查工作的时候,要我们多学点古诗,说是可以指导大批判。
我认为,我们不能让‘封资修’的东西,毒害我们的学生,对吧?如果学生开口‘子曰’,闭口‘诗云’,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奴仆。”
“文教科哪一位领导说的?”
局长问。
“我不认识。”
“不认识?不认识就断定是文教科领导?”
“……”
校长动了动嘴,没有出声。
同局长一起来的另一位领导说:
“我来解释一下吧,上次文教科组织人到这里检查工作,人手不够,抽调了其他学校的几位老师参加,有个夏老师就建议东方红学校的师生学点古诗,古为今用。
其它的……嗯……好像也没说什么!”
“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先不说夏老师的话是不是有错误,你连夏老师是不是文教科的人都没有搞清楚,张冠李戴,就贸然说文教科是阎王殿,那我文教局是什么?啊?”
“得罪……得罪得罪!”
校长预感事态不对,立即赔礼。
“你这是什么用心?”
“得罪得罪,多有得罪……”
校长面呈土灰色,接着,竟然跪了下来。
会场的气氛立刻充满了火药味,我和朱兰花面面相觑,额头开始冒汗。
接着,有一个长脸的领导问姚老师:
“姚临安,你是不是受校长的迫害才喝农药的。”
会场上出奇的安静,所有人连大气都不敢喘,等着姚老师向校长反击。
姚老师清了清嗓子,整理了一下灰色中山装的上衣口袋,弹了弹衣袖上的粉笔灰,眼皮子都不抬,说:
“我对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有时认识不清,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对学生缺乏无产阶级革命感情,有时没有耐心,发老火,摔东西,校长让师生批判我,是为了挽救我、帮助我。”
长脸领导不耐烦地说:“有县里、公社的领导给你撑腰,你怕什么?瞧你那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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