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既往的人类生活。
人们渴望了解历史,了解本身所属国家、民族、社会的过去,总结成败经验,吸取智慧,于是,历史著作应运而生。
历史著作以真实地记录历史过程、历史人物为目的,一般比较枯燥,趣味性差。
为了克服这一毛病,于是,就有了创作历史文艺的需要。
历史文艺虽以历史上发生过的某些情节为依据,但可以虚构、想像,作者有不同程度的自由挥洒的空间,自然,作品就远较历史著作生动、有趣。
人们熟知《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故事。
前者至今仍是人们认识那段时期的权威著作,但它大抵只是少数历史学家的案头读物;后者深受老百姓的喜爱,长期流传不衰,但它并不是三国时期的真实历史。
鲁迅曾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
近年来,影视界流行“戏说”
,有几位皇帝、后妃及若干臣僚的形象在屏幕上活灵活现,收视率很高,说明老百姓爱看,但是,由于大异于历史记载,更大异于历史真相,不满者似乎也很不少。
可见,真实性和趣味性历来是历史著作和历史文艺的两难问题。
要严格忠实于历史,作品就很难生动;要提高生动性、趣味性,就必须虚构,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损害历史的真实。
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总结前人经验,试图解决这一矛盾,努力使自己的著作既有真实性,又有趣味性,在中国丰富繁多的演义作品中,是很具特色的一部。
蔡东藩(1877—1945),浙江萧山人。
1890年(光绪十六年)考中秀才。
1910年赴北京朝考得中,分发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于1911年称病归里。
其后长期以写作和在小学教书为生。
抗日战争爆发,他不愿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辗转避难,颠沛流离,逝世于抗战胜利前夕。
清朝末年,严复、夏曾佑等人看中小说的巨大社会教化作用,企图借小说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创办《新小说》杂志,提倡“小说界革命”
。
自此,小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包括“历史演义”
在内的各种小说风起云涌。
民国时期,此风相沿,小说创作日趋繁荣。
蔡东藩是个爱国者。
他为武昌起义、共和初建兴奋过,欢呼过,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凯窃国。
蔡东藩幽愤时事,立志“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
,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
自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他夜以继日,笔耕不辍,陆续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1040回,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加上另撰的《西太后演义》和他增补改写的《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总计约七百余万字,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
出版以后,迅速风行,多次再版。
蔡东藩的作品用章回体,取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用白话,取其浅显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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