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行动虽然阻止了德国出口货物,但德国的空闲机器和劳动力却被投入到了战争所需物品的生产之中。
与那些英国才俊们预料的相反,在汉堡,没有发生暴乱。
控制德国工业的几个大型托拉斯都转而生产战争物资,而作为托拉斯自己工具的银行则为它们提供周转资金。
与此同时,和它的英国同行一样,普鲁士陆军知道如何在不制造麻烦的情况下维持产品质量。
这样,英军封锁德国货物出口的效果就是,在1915年德国战争经济比所有其他参战国都要好。
俄国人花了一年时间才赶上德国的水平。
封锁还导致了另一桩怪事:它成了德国食品供应管理不善的一个奇妙借口。
德国人因此非常痛恨英国人,指责他们造成食品短缺,而实际上这的确不是英国人造成的。
阻止德国人进口货物,可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中立国港口来运营。
而且,国际法(1909年的《伦敦宣言》)在所有情况下都没有阻止食物进口(甚至带刺的铁丝网也只被算作“有条件的禁运品”
,因为它具有农用价值)。
根据英国的规定,英军可以打开中立国的船只进行检查,而且有时可以没收它们的货物。
这一再导致与美国的冲突,造成了很多即使通过提供战后补偿也不易解决的难题。
无论如何,确实没有办法阻止德国人通过(特别是)荷兰进口食物。
随着战争的继续,在1916~1917年冬天,德国人的食品供应确实出现了急剧的恶化。
英军的封锁也因之受到指责,但实际上价格管控制度才是罪魁祸首——谷物价格受到控制,而肉类价格却没有,这样,农场主们就用谷物喂养牲畜。
事实上,直接食用谷物得到的能量是间接通过食用肉类产生能量的4倍(两磅的维多利亚面包就足以供一个人工作一天)。
而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德国政府曾控制肉类价格,这样,农场主就屠宰(在1915年春,有900万头猪被杀)而不是销售手中的牲畜。
肥料比往年减少,收成也因此下降,而马铃薯的歉收则使事态变得更加糟糕,1916~1917年冬天因此也被称为“芜菁之冬”
,但问题的核心则在于草率的价格管控。
德国农业部似乎把封锁看成仅仅是一种加强的农业关税,即右派们一直在倡导的一种关税。
无论如何,农民们表现得非常出色,与此同时,城里人却吃着大头菜,没完没了地蒸煮甜菜来制作一种甜糖浆,在科隆圣诞市场上,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会吃土豆馅饼蘸甜萝卜酱。
封锁还造成了另一个多少有悖常情的后果。
这一次,人们预料到这个后果但却误解了它。
随着德国外贸出口下降,人们预计英国的出口会取而代之,英国货物会重新占领拉美市场,至少英国人是这样以为的。
这类出口带来的利润,通过战争贷款或征税的方式可以回流到财政部,这也意味着接下来可以把这些资金借给那些陆地作战的盟友们,比如意大利或俄国。
这种情况,也有先例可循。
在1756年到1763年的七年战争[57]期间,英国的资金使得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58]能够持续反击法国、俄国和奥地利,英国人则清洗了法兰西帝国的几乎所有资产。
1916年到1917年英国的出口确实有所增长,达到面值5.27亿英镑,这一数字直到1951年才被超越。
战争爆发前5年的年平均出口额为4.74亿英镑。
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在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所有年份中,1916年是英国人向海外销售货物量大于他们购买货物的唯一一年。
不过,出口依赖于技术型劳动力,需要把他们和机器设备从生产战争物资中转移回来,但当时的一个现象阻碍了这一进程——大量技工志愿参军,出口商面对劳动力短缺的困境,只能以支付更高工资这种手段来彼此竞争。
到了1916年实行强制征兵时,这一问题才得到部分解决:根据新的强制兵役制,一些拥有特殊手艺的人们,可以免服兵役(从某种程度上看,强制征兵获得的兵员最终要少于稍早的志愿参军所获兵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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