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听他打着一口的常州乡谈道:「底样卧,底样卧!
」
论这位师老爷平日不是不会撇着京腔说几句官话,不然怎么连邓九公那么个粗豪不过的老头儿,都会说道他有说有笑的,合他说得来呢。
此时他大约是一来兢持过当,二来快活非常,不知不觉的乡谈就出來了。
只是他这两句话,除了安老爷,满屋里竟没有第二个人懂。
原来他说的这「底样卧,底样卧」六个字,底字就作何字讲,底样,何样也,犹云何等也;那个卧字,是个话字,如同官话说「甚么话,甚么话」的个谦词,连说两句,而又谦之词也。
他说了这两句,便撇着京腔说道:
「顾(这)叫胙(作)良弓滋(之)子,必鸭(学)为箕;良雅(冶)滋(之)子,必雅(学)为裘。
顾(这)都四(是)老先桑(生)格(的)顶(庭)训,雍(兄)弟哦(何)功滋(之)有?伞(惭)快(愧),伞(惭)快(愧)!
嫂夫呐银(二字切音合读,盖人字也)。
面前雅(也)寝(请)互互(贺贺)!
」
书中的常州师爷在说「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这种《礼记》中的古奥用词时仍然使用方言,可见官话并不熟练。
距离北方较近、人文荟萃的苏南一带尚且如此,更靠南方的地区官话的衰落程度可想而知。
也难怪雍正因为听不懂原籍福建广东的官员说话而下令在闽粤两省设立正音书院了。
同时,新起的北京话对南系官话的地位形成了挑战。
北京虽然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但是自中古以降一直是华北乃至全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江南士子在科举考试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大批习用南系官话的江南籍京官作为社会上层在此活动。
在这些南方人的影响下,北京话虽然底子是北系官话,但却深受南系官话的影响。
南系官话往往作为北京话中的文雅成分出现,如北京话的剥字,南音为bo,北音为bao,前者用在文化词上,后者只是口语。
还有不少字如瑟、博等,北京话更是完全抛弃了北系读音,只保留了借入的南音。
北京地区的读书人甚至搞出了一种叫北京读书音的玩意儿,只用于读书。
这种北京读书音在入声方面极力向南系官话靠拢,入声字被读出似去声的短促独立声调,以供分辨平仄。
随着历史演进,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在北京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地位愈来愈高,甚至西方传教士也逐渐开始记录北京话的发音用作教材。
威妥玛拼音就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以北京音为准的拉丁拼音,这说明北京话正在逐步建立起通用语言的地位。
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于是晚清时期的汉语标准语出现了极其混乱的局面,新贵北京话、影响力逐步下降但实力犹存的南系官话和各地方言互相争抢地盘,情况极为混乱。
随着中国逐渐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加之跨区域交流需求的急剧增加,这种混乱局面亟待改善。
国语的确定
退一万步说,随着中国渐渐融入全球体系,对外通信变得频繁。
国内无论方言如何混乱,地址写成汉字后都可以确保准确投递,但是如果一个不通汉字的老外给一个中国地址去信,一套统一的拉丁字母表示法就相当重要了。
1906年春,在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决定设置一套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系统,这套系统被后人称之为邮政式拼音。
邮政式拼音充分体现了晚清时代标准语的乱局:方案总体上采纳用来拼写北京话的威妥玛拼音,但又对老官话进行了相当大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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