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早,我爬上楼顶,往四周的街道上看,发现我的逃跑成功了,冷清的街上没谁像是跟踪者。
干这勾当的人你能认得出,任何时代,什么年代都有,主子给点钱他就不做人了,去做狗。
大多数人是一打就怕,进一趟审讯室出来就安分守己了。
有的人,像我,是一打就再也不怕,因为事后一想,不是都过来了吗?也不过如此。
还有就是,我心里一直以来模糊不定的敌意在此之后变得十分具体。
那个少佐,他平直单调的面孔就是上百万日本兵的面孔,非常具体,有声有色,我把我祖父那辈子的不快活不顺心全清算在这些面孔上。
下面再跟日本人藏猫猫,对于我,就有干大事的意味。
民族对民族了嘛。
我要和你较量到底,把输赢玩儿到底,这个念头使我的躲藏更加刺激。
我那时觉悟有限,把惹一惹日本人当成抗日。
我从此成了这样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某人面前,某人家里,或某个场所。
我会突然出现在彼得面前,对他说:我想念你了,所以来看看你。
我也会突然出现在我父亲的客厅(我身上有钥匙),祝福他生日快乐,问美国的大伯是否有信来,是否替彼得办妥了经济担保。
有一天,我突然出现在D女士的公寓门口,对她说:晚上好,我专门来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从她的模样我看出她没有马上认出我来。
离开汇中饭店不久,我按照报上的广告找了个工作。
当然是用假名字。
某某私立中学需要英文代课教员,因为原先的教员回新加坡生孩子去了。
这个学校在江湾,提供教员半间宿舍,另外半间归一个菲律宾女教师。
我安置下来后,给彼得的诊所打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就是那位混血打字员。
她去叫人,却叫来了唐纳德先生。
老爱尔兰人一听就听出我的嗓音,给了我几句忠告:政治都是很丑恶的,像我这样一个教授之女别放着太平日子不过,让政治利用。
我满口答应,说他教训得好,但能否请他把彼得·寇恩叫来听电话。
唐纳德说,这就是美国至今不涉足这场战争的原因;美国有脑筋的人都反对美国介入这场战争。
我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和彼得说话。
他说:可是我介意。
彼得工作很忙。
我介意你把他拖到那些儿戏的抗日活动中去。
虽然我和这小伙子共处才几天,我已经看出他是个好小伙子,纯正、聪明,不值得在你们的胡闹中断送前程。
这老爱尔兰人在为犹太好小伙子当家,中断他和一个中国女子的密切关系。
美国的人等分明,犹太人属于下三等,上大学都要把“寇恩”
、“伯格”
、“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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