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记得,二战结束后的那几年,外祖母有时会消失一段时间,少则几天,多达数月。
孩子们都无法理解这种失踪。
这一天,她们的母亲在家,第二天又走掉,这时会有一位保姆搬进来照顾他们,直到外祖母回来。
我妈妈记得,直到1950年之后,外祖母的失踪就减少了,外祖母似乎变得更加稳定,不再容易激惹和焦虑。
她甚至成为女童子军队伍的领袖。
她会把我当时十来岁的母亲和其他童子军组织起来,教他们缝纫和珠宝制作,这两项技能大概是她在生活研究所的时候学会的,香丸之旅小店隔壁就有个小小的艺术与工艺角。
外祖父非常努力地培养我的舅舅们。
他给他们测智商,之后还会告诉他们谁更聪明。
他总是很专横地大喊大叫。
我母亲说,外祖父并没有向她施加同样压力,这是因为她从不是个优秀的孩子,不过外祖父似乎也并不在意;因为她是个女孩儿,而外祖父并不认为一个女孩儿的成绩很重要。
她非常庆幸这一点。
她的哥哥巴雷特的压力应对能力比较强。
因此他非常优秀。
而她的弟弟彼得,却不是这样的。
彼得的成长十分艰难。
三番五次地转学完全展现出了这种艰难。
我母亲记得,这个家庭最完美的美好时光是在滑雪旅行时。
那时我外祖母并没有出现毫无缘由的失踪,而外祖父当时也并不需要工作;那时他们没有争吵;那是在一个周日的早晨,他们穿着滑雪服和滑雪靴,然后坐进了汽车,出发去爬山。
他们去了斯托(Stowe)、布罗姆利(Bromley)、奥蒂斯(Otis)、莫霍克(Otis)、狂河峡谷(MadRiv-erGlen)。
在上坡的路上,外祖父常常忽然拐进小镇里的小教堂里。
外祖母不是教徒,并且毕生以无信仰为荣,不过她还是和其他人一块儿进入了教堂。
我母亲记得,她十分好奇,当他们穿着滑雪靴子重重地踏进那神圣的长廊时,坐到教堂长椅上的那对善男信女如何看待他们这个奇怪而复杂的家庭。
1950年8月31日,康涅狄格州州立医院的护理员将一位名字缩写为D.M.的女人从病房领到了2200房间,而外祖父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当时她28岁,在疗养院住了10年了。
她被诊断为“同性偏执和积极幻觉”
。
她躺在手术台上。
记录没有显示,她是否对手术的局部麻醉充分配合,或者她是否要求全身麻醉来减轻疼痛。
无论如何,外祖父开始在她的头顶切了一个大大的圆弧,将前额翻了下来,然后用他的定制环钻像往常一样在病人的颅骨前方钻了两个洞。
在用手术刀切开她的蛛网膜硬膜后,外祖父将他的大脑压板伸进其中一个洞,然后撬起了她的额叶。
他眯着眼睛,透过小型放大镜镜头,向洞里面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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