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站在窗口。
这么说并不准确,应该说他倚靠在窄窄的窗沿上,额头紧贴着窗玻璃。
卧室里光线暗淡,今天的天气跟昨天一样:雾蒙蒙的,太阳虽竭力想破雾而出却难以如愿。
“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问。
他说了句什么,但我没有听懂。
“你说什么?”
他用手臂把上身稍微撑起来一点,挺直后背,使脑袋不再靠在窗户玻璃上。
“那只冠鸦不见了,”
他说。
“什么?”
“那只冠鸦,它飞走了。”
我的视线越过父亲的身体,又透过卧室的窗户,我看到了从厨房正面的窗户望出去从未看到过的情景:那棵歪脖子白蜡树的树枝上如今空空如也。
“看来,它不是在等我。”
“对啊,它当然不是在等你。
你这说的是什么胡话?”
“我原以为它在等我。”
他的手臂开始颤抖,脑袋也开始晃动。
“要真是那样就太好了,”
我低声嘀咕一句。
“你说什么?”
“自己走,回到床上,”
我说。
“我做不到。”
“怎么做不到?你刚才就是自己走到窗口的,不是吗?”
慢慢地,他转过身,可他的右手始终不肯离开窗沿。
他望着自己的床,就像一个犹豫不决的跳远运动员在打量前面的起跳板。
一英寸,又一英寸,他一步一挪慢慢地把脚从窗户旁边移开。
“我做不到的,”
走到半途,他说。
“行的,你能做到,”
我说。
“不要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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