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床还真把那几个送货员给折腾了一阵子。
床是无法拆卸的,从前门搬进来没什么问题,但是从门厅进入起居室的那个弯角就不那么好转了。
原先的那张床,我一挤完牛奶就把它给清理出去了。
床垫竖起来放到亨克的卧室里,木头床架则扔到了厩肥堆旁边的木柴堆上。
那一堆木柴已积了不少,等到除夕之夜,如果那会儿风向没问题、又不下雨的话,我也许可以燃起一堆篝火。
几个送货人在卧室和起居室里走动,地面上留下了沾满泥巴的脚印。
他们连咖啡都不肯喝一口,因为还有好几张床等着去送。
他们走了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屋子里都感觉冷飕飕的。
刚才,大家光顾着在门厅里摆弄那张床,谁都没有顾得上去关前门,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寒冷的东风从侧面斜刮过来,拍打着正面的那扇窗户。
今夜,将会有严重的霜冻。
这张床有个瑞典或是丹麦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床名里有个字母A,字母的上边还有一些小圆点。
床很宽,上面饰有蓝白相间的格子图案;这下,不管是横躺还是竖躺,我的脚再也不会伸到床沿外面了。
在我整理新床的这段时间里,父亲不停地大喊大叫。
他一定特别想知道楼下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那么一会儿,我的心里一阵惊慌,我突然想不起来自己把钥匙放哪儿了,但接着,我就回想起来,钥匙是留在钥匙孔里的。
我给一个枕头套上枕套,把它放在床上合适的位置,然后走进厨房,在餐桌边坐下。
要是几扇门都开着,我只要坐在母亲的椅子上,再往餐桌前倾过身子,就能一眼望到卧室的里面。
两个枕头。
我干嘛要买两个枕头呢?不过,床上如果只放一个枕头,看上去是有点奇怪:这么宽大的一张床,会显得有点不协调。
这两个枕头可真不便宜。
我浏览了一遍报纸头版的消息,又喝了杯咖啡。
之后,我回到卧室,给另一个枕头套上枕套。
下午,牲口商的卡车开进了我家的院子。
这位牲口商是个古怪的家伙,他几乎从来都不开口说话。
他身穿整洁的风衣,头戴帽子,每次进屋时都会把帽子脱下。
只要看到我在屋外或者牲口棚里,他就举一下帽子算是打个招呼。
他总会先说上几句有关天气的套话,然后便紧闭嘴巴一言不发。
有没有生意,这得由我主动来说。
如果我这里没什么东西,他便不再开口,立马就离开。
他从来没有——三十多年来,他几乎每天都过来一趟——在我家的餐桌边坐下来。
他会把木屐脱下,放在门厅的门口,而他本人就站在厨房地面的那块亚麻油地毡上,用一只脚踩住另一只脚的脚背,脚趾头在针织羊毛袜里面不停地扭动。
今天,我们俩站在院子中间,这次我要跟他做一笔生意。
几只绵羊。
“它们交过尾了吗?”
他问。
“交过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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