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上面很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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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那一天,第一个学年的第三个学期大概刚好过半,我那时正在攻读荷兰语言与文学的学士学位。

我想,我是我那一年级中学习最刻苦的学生,这倒不是因为我本身有什么远大的抱负或者学习的动力,而是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

我没有资格享受助学金,因为他拥有太多的资产。

教育与科学部属下的助学金裁定委员会寄来了一封信,信中陈述拒绝为我提供助学金的理由时,起码就是这么说的。

我和父亲都清楚他们所谓的资产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土地、房屋、奶牛和农机。

“难道为了送你上大学,我还要把奶牛给卖掉吗?”

我把信拿给父亲看的时候,他就这么说的。

不等别人搭腔,也不再说一句话,他当即就把信揉成一团。

由于手边没有垃圾桶,他把信随手扔进了厨房的水槽。

要是当时身上有打火机或者火柴,他一定会把信烧了。

那一刻,亨克也站在厨房里,他的眼睛躲在浓黑的眉毛下面,不敢抬眼看我。

母亲把信从水槽里捡回来,试图把它抚平整,不过最终还是将信放进了垃圾桶。

于是,我就住在家里,每天骑自行车去阿姆斯特丹(1)听课。

为了挣学费,我还得去打零工,什么活都干。

如果放学后得去一家大型百货商店打工,负责把卡车上的货物卸下来,那一天我就会很晚才到家,于是,第二天早上,坐在餐桌旁,我就会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

有时候,母亲会问我,我在阿姆斯特丹那里忙些什么——阿姆斯特丹,那座城市还是不提为好。

事实上,母亲并不知道想要问我什么,但起码,她在试图跟我沟通。

到四月十九日那一天,父亲也许曾问过我三次,问我学会了多少高深的词语,但每次他都不等我回答便又跟亨克聊了起来。

他们聊的是:哪几只奶牛不再产奶,哪几只幼崽需要挪窝,或者是附近其他农场主的一些琐事。

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父亲和亨克来说。

亨克天生就是当农场主的料,亨克才是父亲的儿子。

至于我,究竟他希望我将来干什么或者我希望自己将来干什么,这不是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后,亨克有了丽特。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他在蒙尼肯丹的一家酒吧遇见了她。

在这之前,亨克一直属于我,我也属于亨克。

当时,我也在同一家酒吧里,这给丽特带来了某些困惑。

那是圣诞节的前夜,那天夜里,不参加午夜弥撒的人都会去外边消磨时光。

亨克跟她聊了起来,一开始大伙儿还都凑在一块儿,可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不觉间,他们俩逐渐与大家疏离,丢下了我依然和大家、和那群农场的男孩子们在一起。

亨克把脑袋背转过去,不想让我看到他的脸,然而,从他的后脑勺,我判断得出他在不停地说话。

在他说话的当儿,丽特的目光时不时越过他的肩膀落在我的身上,她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困惑。

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

亨克说个不停,而我一声不吭;只要是亨克与赫尔默在一起,哪个夜晚都是这样的格局,绝对不会颠倒过来。

当时,我俩十八岁,看上去依然像两只小公羊一般分不出彼此,当然那是在不同的母羊眼里。

可是,自那个圣诞前夜之后,我就被抛在了一边,从此成了孤单单的一个。

四月初,丽特拿到了驾驶执照。

四月十九日,她决心用行动向亨克证明自己:不管亨克心里是怎么想的,不管那么多的男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她可不是凭着漂亮的脸蛋、甜美的微笑才得以通过驾照考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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