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来时,屋里已点上了灯。
内尔坐在地板上,周围摆了一圈信,腿上还摊着一本很大的日历。
芬往她身后的沙发上猛地坐了下去。
“你的诺贝尔奖到手了没,内尔?”
“斯大林的老婆死得很蹊跷。
约翰·莱亚德25和多丽丝·丁沃尔勾搭上了。”
“他不是在柏林和一个什么诗人在一起吗?”
我边说边在角落里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据说,他情绪变得非常沮丧,连自杀都毛手毛脚的没成功;于是他跑去奥登的公寓,想让奥登帮他做个了断。
据利奥尼说,奥登一度有些动心,可最后还是把他送去了医院。
后来,他飞回了英国,然后就在那儿把多丽丝从埃里克手里抢走了。”
多丽丝和埃里克·丁沃尔都是伦敦大学学院的人类学家。
众所周知,他们俩奉行开放式婚姻。
“我们十一月有什么安排?”
她问芬。
“我他妈哪知道。
怎么啦?”
“他们邀请我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做主题演讲。”
为了照顾芬的情绪,她尽量控制着她的声音和语调。
“太棒了!”
我尽量带着美国式的热情说,“这是很高的礼遇啊。”
“他们还邀请我出任博物馆的助理馆长,会在古堡的角楼上给我安排一间办公室。”
“对你当然是好事,内尔。
但我们的银行户头怎么样啦?”
她谨慎地朝他笑了笑:“还不错。”
“这是那谁寄来的,对吧?”
芬边说边用脚趾在海伦寄来的包裹上点了点,“你还没打开啊?”
“没有。”
芬转过身机警地看了我一眼,仿佛我应该懂那是什么意思。
可我并不懂。
“来,内尔。”
他俯下身去,把包裹放在她腿上,“打开看看吧。
说不准能派上什么用场呢。”
说着,他把包裹上绑着的那根很粗的灰色麻线解开了。
打开外面的棕色邮递包装纸,里面是个盒子。
盒子里有薄薄一沓稿纸,不足三百页。
纸张都很平整,边角完全对齐。
我们站在那儿,不禁心生敬畏,仿佛一不留神它便会开口说话,或是腾起烈焰。
内尔做过同样的事:她把数百本笔记本魔术般地压缩成了一沓干净利落、互不纠缠的纸片,将海量的具体资料分门别类按顺序整理好,写成了一本书。
而这些是芬和我都未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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