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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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来的就只有比尔了,史迈利这样想。

在大多数的伦敦夜晚里,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是万籁无声的。

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有时甚至一小时,听不到醉汉的呻吟、孩子的哭叫、汽车紧急刹车时车胎擦地的声音。

在苏塞克斯花园,这段时间是在午夜三点左右以后。

但是那天夜里却提前到一点钟,那时史迈利又站在斜窗口,像个囚犯似的往下面看着波普格拉汉太太的一片沙石地,那里刚有一辆贝德福特牌旅行车停着。

车头上贴着许多标语:“悉尼九十天”

,“直抵雅典”

,“玛丽·劳,我们到了”

车厢里有灯光,他猜想大概有什么年轻人在那里寻欢。

孩子,他应该这么叫他们。

窗户上有窗帘掩住。

他心里想,现在留给我的只有比尔了,他仍呆呆地看着旅行车的窗帘和车顶上醒目的环游世界的吹嘘。

现在留给我的就只有比尔了,我们在贝瓦特街有过一次融洽的交谈,只有我们两个人,两个老朋友,两个老战友,“不分彼此”

,就像马丁台尔那么优雅地说的一样,不过那天晚上安恩被打发走了,这样可以让两个男人推心置腹地谈一谈。

他心里重复说,现在留给我的就只有比尔了。

他觉得血往上涌,眼前金星直冒,自制力开始急剧减退。

他到底是谁?史迈利觉得不认识他了。

每次想到他,总是把他的形象想得太大了,而且每次不同。

在安恩和他勾搭上以前,他以为他很了解比尔:了解他的优缺点。

他属于战前那一类人,现在看来似乎已永远消失了,他能够同时做到既声名狼藉,又品格高尚。

他的父亲是个高等法院法官,他几个美丽的姊妹中有两个和贵族结了婚。

他在牛津的时候支持不吃香的右派,而非吃香的左派,但是从来没有和这些人关系紧张。

他从十几岁开始就是个热心的探险家,还是胆大心细的业余画家,他的好几张油画至今仍挂在迈尔斯·塞康比在卡尔登花园的庸俗大宅里。

他在中东一带的每个大使馆和领事馆都有熟人,肆无忌惮地加以利用。

他学起冷僻的外语十分容易,一九三九年大战一爆发,圆场就找到了他,他们注意他已好多年了。

他在战时的表现令人眼花缭乱,他无处不在,魅力十足,作风不落俗套,有时甚至荒诞不经。

他可以说颇有英雄气概,把他比作劳伦斯是无可避免的。

史迈利心里承认,比尔的确接触过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宏伟计划,要恢复英国的影响和伟大——像鲁伯特·布鲁克29一样,他很少谈起大不列颠。

但是史迈利即使在偶尔客观的时候,也记不起他有什么计划获得实行。

相较之下,作为同事的他觉得比较容易尊重海顿性格的另一个方面:天生间谍头子的耐心和手腕,对付双面间谍时少有的稳重,策划骗局的能力,还有他的讨人喜欢、甚至讨人爱慕的艺术,不过这有时是对不起朋友的。

谢谢你,我的妻子就是明证。

他为了不失公允,仍绝望地想,也许比尔真的不是能以常规来衡量的。

他现在在脑海里把他放在布兰德、伊斯特哈斯,甚至阿勒莱恩旁边,真的觉得海顿是个原创之作,其他人全是有或大或小缺陷的仿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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