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已到我不得不学会放弃抵抗、接受结局的时刻了。
8月的一天,父亲又病倒了,当时我正在芝加哥。
朱莉娅告诉他的医生,父亲再次出现尿路感染症状时,医生说她会打电话给公寓对面的药房,开一张新的处方单。
后来,朱莉娅告诉我,拿到药并按药瓶上的用量给父亲服下后,奇怪的是,她“突然觉得有些犹豫”。
“起初,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在犹豫。
后来,跟西尔维娅说起这事,并告诉了她药名后,她说大约一年前,医生给你父亲开过这种药,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抗药反应。
”
西尔维娅确信,他对那种药过敏。
当时,西尔维娅把这件事告诉那名医生后,医生便已经指示她,以后不要再用那种药。
“我潜意识中一定对这件事还有些印象,但那时候,一切还是太晚了,我已经让他服了药。
”
茱莉娅说,那天傍晚时,他觉得恶心,继而就开始呕吐。
“我没等医生回电话,立刻将他送去了医院。
”
午夜后,我乘坐的航班才抵达波士顿。
因为忘了在飞机着陆后打开手机,所以直到走进家门(我家在波士顿以北大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我才在答录机上听到朱莉娅的留言。
她在留言中留下了医院里一名医生的名字和呼机号码。
那名医生很快便有了回复。
他再三向我保证,尽管父亲刚刚入院时脉搏“很弱”,但现在已经“非常规律”,体温也很正常。
医生说,虽然他的血压还很高,但也已稳定下来。
“我确信,他今晚就会没事的。
我要是你,就先睡上一觉。
明天下午,我们会告诉你一些检查结果的。
”
朱莉娅一直在医院陪着父亲。
我给她打电话时,她的口气听起来也比之前留言时放松了很多。
“都这么晚了,我觉得你还是别再开车赶回波士顿。
先睡一会儿吧。
他的情况要是有任何变化,我会叫醒你的。
”
朱莉娅言语中的宽慰之意让我暂时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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