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最初本书计划以第四节专谈跨国华语电影工作者,但很快就发现,事实上,今天任何一位华语电影工作者都可能因某个层面而符合这样的条件。
我在本书仍选择采取以区域进行的架构: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
不论是好是坏,全球化与跨国主义的力道持续穿透也益加清晰,我仍相信与谈的电影工作者在其来自的区域,共享着许多社会、文化、历史与经济实况面的重要相似处,且这些面向塑造了他们。
这同时也提供不熟悉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之不同的读者一个易读的取径,除此之外或许还能借每则访谈与区域划分之间的对比,察觉其中的歧音。
但这样的决定并非要低估华语电影区域疆界的现实,而是说这些区域——以及从许多层面来看,东亚——的电影疆界,都正日渐消失于无形。
光影言语:访谈录BT2
收入这个集子的访谈在2001年4月至2005年1月间进行,其间,我由北京入上海,由台北赴香港,以及纽约至洛杉矶。
但是地理上的旅行兴奋,远难匹敌各个电影工作者藏于镜头之后和进驻他们心坎里的智识冒险。
个中的访谈,除了李安、许鞍华、陈可辛及陈耀成从英语着手外,皆以普通话进行。
电影工作者(filmmaker)一词已被更为广泛和热烈地使用,以取代导演(director)的称谓,这不仅是因为认识到本书里的诸君头上交替变换着不同的创意头衔——包括制片、编剧和演员——的事实,还因为朱天文与吴念真皆因编剧的身份为人熟知。
汇串这群兼容并蓄的电影工作者,其因来自他们对艺术电影有着共同的兴趣,以及他们拥有的独创性。
对访谈者的取舍是个漫长又一言难尽的过程,并一路伴随着本计划的开展。
原初是以个人的主观爱好筛选出访谈对象,但最后网罗的电影人仍受各电影工作者能否接洽的影响。
虽然几位要角未能参与本计划,包括立足香港的导演──王家卫,不过幸运的是,数册正在付印的集子深究了他的作品并收录大量访谈[18]。
本书对相关女性工作者缺少讨论是令人遗憾的,在所罗列的二十位电影工作者,只有两位是女性。
但这种现象呈现出的是圈内普遍的性别失衡(在好莱坞及其他国际电影工业中同样普遍),而非笔者自身的偏见[19]。
当某些导演因为紧凑的拍摄计划无法受访,但仍有数次访问是水到渠成地进行的,李杨是值得一提的例子,书中多数电影工作者都已至少拍过四到五部作品,但我在2003年的翠贝卡电影节(TribecaFilmFestival)看过李杨优异的处女作《盲井》后,便立即决定将他搜罗进来。
我在3月6号看了他的电影,隔天就做了访问。
他的访谈成为本书又一精彩的篇章。
经历着手访谈的过程,我总是对自己被视为外来者的身份非常注意,而且这带有双重含义。
在某些情况下,我的外国人身份有助于我接近电影工作者,较诸那些华人访问者,某些访谈者在面对我时显得更为自在,针对特定议题能够侃侃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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