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对因《舞台姐妹》遭受批斗感到很困惑。
后来当我知道真相,也就改变了我之后拍电影的方式。
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整个生活经历改变了我。
我父亲是自杀的,母亲后来也自杀,都是因为我的关系。
这个时代带给我很多思考。
我们这一代人比较成熟,尤其是邓小平,他不想要再有政治争论。
真正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
我们现在还没全部小康,但至少开始转好。
这是鲜血得来的教训。
许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我“文革”
以后的电影都是很黑暗的悲剧,不像“文革”
之前都拍生活的光明面。
1950年代的生活确实比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好得多,但是后来比较糟糕。
要不是走过这条弯路,你现在不会到上海来。
为什么这个国家现在会起来?是经过了很多痛苦还有很多教训,但这时候我们成熟了。
我的电影也同样经过了起落。
我拍《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仍然有人想要批评我,但我们已经学到教训。
当时可以用高压手段批判《舞台姐妹》是“毒草”
,现在不敢说。
如果在过去,《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绝不可能出来。
时代已经改变了。
●──您拍摄《舞台姐妹》的时候,不曾想过会遭受这么大的批评?
根本不会想到,那时谁会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国家主席刘少奇(1898—1969)都没想到会遭到这种命运。
他受到严厉的批斗,邓小平也是。
邓小平被打倒了几次,送到江西劳改。
他又复出之后,问我们的国家怎么会搞成这样?他思考了很长时间,倡议了很多政策上的改革。
他跟所有人一样都有同样的疑问——当时并不是我一个人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你们把这问题看得太小了,整个国家都陷入混乱,连国家元首都被打倒。
我为什么拍悲剧?不是我想拍,而是生活逼得我非要说话不可。
我很多朋友被打成“右派”
,吃了很多苦,有些人就走了,我一定要替他们说话。
要为这些不能再说话的人发声。
所以像《牧马人》、《芙蓉镇》都是在极大的激情之下拍的。
如今很多人都在谈歌舞片、数码片,认为那是观众唯一关心的。
其实相反,只有对社会生活真诚的感情和切实的反省才能打动观众的心弦。
《天云山传奇》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文化大革命”
期间我们有很多冤案。
胡耀邦(1915—1989)做总书记时把几千万人的冤案都平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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