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讨论,看似偏离所谓“关于女性的常识”
太远。
我意识到,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女性,绝不是本书中的形象。
人们通常更习惯于把女人看成情绪的动物,并且无法像男人一样游刃有余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自然,“女性主义”
也因此充满了过多的非理性诉求。
或许,这种状况并非自发形成,而恰恰是由于鼓吹“自由”
理念的西方社会自己强加得来的。
对于每个人来说,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这都是个焦点话题。
譬如在伦敦,谈论女性所要求的平等,就是一项挑战,尽管人们很容易就给出肯定的答复。
一份署名为“西伦敦标志”
的来信寄给了当地的《都市日报》,上面说“我实在想知道女权主义到底在说什么,如果不是非要有这样一个称呼,她们完全可以称呼这种要求为‘女性平等’”
。
写这封信的人进一步补充道,“也许,人们只是不愿意为这样看上去简单的概念来背书,才草草表示自己的支持。”
他提出的这种不安,并非女权主义的本意,却成了当下现实里的氛围。
《都市日报》则为这封来信拟订了“女权主义以其他名义出现是一份值得庆祝的事业”
。
正如刚刚我们被告知的,女性主义应当戴上面具,假装成别的事情(即“其他名义下的女权主义”
)。
“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芳香如故。”
如果这句著名的谚语可以在此得到所谓佐证,那也许仍是件未被察觉的行为——女性主义的“芬芳”
尚未得到承认。
另一句可以引用在这里的谚语是“爱是不可名状之物”
,这是一种微妙的,但也不那么微妙的同性之恋的暗示。
以女同性恋的缘由来拒斥女性主义,像是说“那一群同性恋”
,正是反女权主义者的另一种策略。
女权主义令许多男人们——其实不只是男人,感到沮丧。
它煽动了事物的纷扰,动摇了我们的心灵。
像是一个丑陋的斑点、血浸透的纸张、班柯的筵席[1]。
就好像女权主义成了人们生活中极端难处理状况的代表:它代表了隐秘的心灵、身体、暴力、性爱与死亡。
它总会唤醒这些词汇一同出场(就像是语义学上的“姐妹关系”
)。
不像是“女性平等”
,女权主义让女性的温柔与本性相结合,尤其是后者,暗示了一种动物性的基本文明,而这种文明又恰恰是西方文明宣称意欲提供保护的。
由于女性主义在女性生存权利上的不知悔改,她们在这一问题上便与男性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进一步激化成了政治性的危险运动。
但女性主义和女性自身一样,始终被以非理性的眼光看待。
它似乎意味着一种教条与力量的双重灌输,同时肩负起抢掠世界、造成不安、夸大女性遭受的暴力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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