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我提到了很多人。
她们有的声名显赫,有的籍籍无名。
想要完全公正客观地评价她们是很困难的。
她们中的每一位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我多年有关女权问题的思考上打下了烙印。
萨莉·亚历山大持续不断的故事和鼓励于我而言十分重要,而她自己的女权故事可以看作一项不间断进行的工程;科拉·科普兰、劳拉·穆尔维、康丝坦斯·派莉和玛丽娜·莫娜同样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朱迪斯·巴特勒是我多年以来的对话者。
她们都曾阅读过我的这部手稿,并提供了十分有价值——即便我可能没有采纳——的建议。
她们在我周围,也使我感受到了女权主义的社群力量与友谊。
玛丽-凯·威尔莫时刻提醒我要呈现两个艰难的课题——荣誉谋杀与玛丽莲·梦露——她们都是我渴望叙述,但没有做足准备进行探讨的对象。
本书的第一、三、四章内容实际上是来自对《伦敦书评》上文章的修订与扩充。
第六章则来自于收录在芭塔娜的影展《……注定不安的欧洲》的手册文章的修订与扩充。
安妮·瓦格纳和T.J.克拉克在“最后关头”
,为我提供了许多关于泰蕾莎·奥尔顿一章的建议。
我还要特别感谢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和耶尔·芭塔娜对这部作品的支持,当然还有泰蕾莎·奥尔顿,她对作品品质的要求引起了我的共鸣。
本书各式各样的章节,基于的是从未呈现过的形式,它们初次的呈现多是缘起于某次讲话。
我要感谢伦敦经济学院的安妮·菲利普斯,2011年3月在她主管的“拉尔夫·米利班德性别研究讲座”
上,我第一次谈到了罗莎·卢森堡;感谢米妮安·尼克松,让我有机会在考陶尔德学院的“安德鲁·马龙基金会讲座”
上谈到了夏洛特·萨洛蒙;感谢《伦敦书评》邀请我参加2012年5月的“温特讲座”
,使我有机会谈论玛丽莲·梦露;而海伦娜·肯尼迪则给了我机会让我在牛津同时讲述梦露和卢森堡的故事。
斯图亚特·霍尔不止一次为我提供帮助。
感谢布拉莫·默里,他给了我许多谈话的机会;以及派特·魏勒,他的问题让我可以更深入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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