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时间是1985年2月,地点是伦敦的一家中餐馆,事件是某位作家的头一次媒体采访。
作家的经纪人没想到会有人想采访他(他刚出版了一本幽默奇幻小说,名叫《碟形世界:零魔法巫师》),但很高兴地跟一位年轻记者定下了这次午餐访谈。
这位也曾当过记者的作家戴了顶帽子,那是个小小的黑皮帽,并非那种作家常戴的帽子。
那时还不是。
年轻记者也戴了顶帽子,是个有点发灰的玩意儿,像影帝亨弗莱·鲍嘉在电影中戴的那种。
只不过记者戴起来可一点不像亨弗莱·鲍嘉,反有种戴了大人帽子的小孩之嫌。
记者正慢慢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成不了适合戴帽子的人。
这倒不是因为帽子让他发痒,或总在尴尬时刻被吹掉。
这单纯是因为他老把帽子忘在饭馆里,甚至早已习惯一大早跑去敲饭馆的门,问他们是否捡到一顶帽子。
在并不太久的将来,记者干脆决定把帽子扔在脑后,买件黑皮夹克穿穿。
于是他们一起吃了午餐,那则访谈刊登在《太空之旅》杂志,还附带一张作家在“禁忌星球”
书店中流连的照片。
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能令对方发笑,也欣赏对方的想法。
这位作家是特里·普拉切特,那位记者是我。
我最后一次把帽子落在饭店已是二十年前的事。
而特里发现自己适合戴作家帽,又颇具作家天赋,也有十五年之久。
我们如今并不经常碰面。
这主要是分居不同大陆的关系。
而我们前往对方大陆时,也只能把时间花在给别人签书上。
我们上次一起吃饭,还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某场签售会后,去的一家寿司铺子。
那是个任食餐厅,厨子会把寿司放在小船上,让它漂到你面前。
过了一阵,寿司师傅显然觉得我们任食得有点过分,干脆不再往小船上放寿司,捏了个类似鲅鱼斜塔的东西递过来,宣布自己要下班回家了。
什么都没有改变。
除了那一切的一切。
这是我在1985年对特里的印象:
他懂得很多。
他拥有那种求知欲很强的人被长期的提问、聆听和阅读所丰富的头脑。
他懂通俗文学,对这行了解颇深。
他还懂很多通俗文学以外的东西,足以成为有趣的人。
他聪明得令人胆寒。
他过得很开心。
特里是个异类。
他是那种喜欢写作的作家。
不是喜欢发表作品,或是成为作家,而是单纯地喜欢坐在那儿往屏幕上敲字。
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他还在西南发电局当新闻官。
他每晚写四百个词,每晚。
这是他在不丢工作的前提下还能写书的唯一方法。
一年后的某个夜晚,他完成了一本小说,但还剩了一百个词的额度。
于是他往打字机上装了张纸,开始写下一本小说的头一百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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