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袁世凯既补了山东巡抚,早知义和团中人不是路,故尽地痛剿,不遗余力。
果然地方所有团党,都畏袁世凯之威,尽逃出山东境外。
遂至山西、直隶,延至北京,无地不是团党麇聚。
一来因毓贤任了山西巡抚,此是一个袒团排外的班首,故义和团中人更倚着他,在山西地方,更横行无忌,因此团党愈聚愈众。
端王知道毓贤是个自己心腹,一面令他抚慰团党,收为己用;又忖直隶是北京门户,不可不用个心腹人做总督,遂又在太后跟前,力说荣禄有才,方今时事多艰,宜留他在京,主持大计。
太后觉此言有理,遂降旨令荣禄入京办事,换过裕禄做北洋总督。
那裕禄又是看端王面色做人的,便与毓贤一般,赞团党是义民,一力主张排外。
是以义和团更弄出无法无天的事,天天把外人残杀,凡焚烧抢掠,几乎无地不然,裕禄统置之不问。
单是山东地方,自袁世凯到任后,连一个团党的影儿也没有。
不特团党中人含恨袁世凯,就是端王、刚毅两人,觉直隶、山西两省本与山东毗连,若山东巡抚亦是自己心腹,尽可令三省团党融为一气了。
因端王、刚毅看着义和团是个有用的人。
只道他不费国家财粮,不费国家器械,皆奋勇赴战,若能结合他们,不愁他们不听自己号令,将来愈聚愈众,不啻百万大兵。
这时不特谋取大位,外人不敢借口,就是外人要开仗时,有团党可用,一来人数既多,二来又是能弄法术的,怕还要把外人杀个片甲不留呢!
端王、刚毅怀了这个天大的想头,好像做梦一般,故一心一意要袒护团党。
今见袁世凯独不与自己同情,偏把义和团欲杀个净尽,心中甚愤,即欲革退袁世凯,屡在太后面前,訾袁世凯的短处。
惟荣禄恰可已经入京,一力替袁世凯周旋。
荣禄便通知袁世凯,告以端王、刚毅党同伐异,屡欲将他撤革。
那袁世凯听得,即把自己见地复告荣禄道:“自古断无崇尚邪术能治国家的。
今团党自称能弄法术,使刀枪不能伤,枪炮不能损,只能瞒得三岁孩童,焉能欺得智者。
且看他们借扶清灭洋之名,专一残害外人,实在有违公法,破坏国际,又复大伤人道。
将来各国必要兴师问罪,试问己国能对敌各国否呢?若不及早见机,必贻后来大祸。
今端王、刚毅反信团党可用,其中必有异谋,不得不要防他,免酿出大变。”
这等语,荣禄听了,觉袁世凯之言,真有至理,便把袁世凯复来的电文呈奏太后。
时太后亦以袁世凯之言为是,但当时端王权势太重,满朝都是他的党羽,况又当团党骤发之时,若一旦把端王的权位撤回,他一定鼓动团党,闹出事来,这时如何是好。
因此惟有忍隐,惟不听端王之言而已。
是以端、刚二人叠次排挤袁世凯,太后只是不听。
端王料知是荣禄替他回护,到这时又反悔招惹荣禄入京。
此时反不能奈何一个袁世凯,心中如何不愤。
因有荣禄在京要替袁世凯出力,实无可奈何。
便再邀刚毅计议道:“有那荣禄在京,我们行事,尽有的阻碍。
更有袁世凯在山东地方,就是附近京畿一带义民,系我们所欲利用的,总要被他解散。
你意究有什么善法来对待他呢?”
刚毅道:“袁世凯仗着攻剿乱党之名,似是名正言顺,我们实不能说他闲话。
不如请朝廷降一道谕旨,说外人的无理,各督抚速筹防务,准备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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